论汽车质量纠纷的责任主体/马东晓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26 06:12:18   浏览:9776   来源:法律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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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汽车质量纠纷的责任主体

马东晓

一、 问题的提出:

最近,随着三菱帕杰罗越野车事件、奔驰汽车质量问题引发的“砸车”事件以及北京国际汽车展上消费者与汽车厂商的质量纠纷引发的“砸场子”事件等汽车产品质量纠纷的发生,引发了中国汽车消费者(用户)一系列的涉外维权活动。但实践中,汽车消费者的一桩桩维权案件却常常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说,武汉砸奔驰事件发生后,部分专家和媒介认为此举不够理智,应该走法律的途径。可是人们大概并不了解,迄今为止状告奔驰事件已发生多起,得到的答复都一样——对不起,您告的公司不存在,或者是——对不起,请您用外交途径送达。状告奔驰变成了天狗吃月亮,看起来大大的一个,可就是无法下口。1
对此,笔者认为这不仅仅是送达问题,其另一主要原因是原告并未完全明确奔驰汽车质量事件的责任主体。
正如曾经代理三菱帕杰罗投诉案的律师所说,在汽车消费领域目前存在两大问题,从实体上来说,对于售出的汽车,厂商应该承担责任的范围、承担责任的时间、销售商的责任、维修者的责任等都是争论的焦点,厂家现在是问题的解释者,对消费者来说这是不公平的。从程序上来说,法律诉讼的对象是外国汽车厂商还是其中国代表处都模糊不清,消费者打官司的结局常常是找不到被诉方而长期悬而未决。2
上述问题,实际暴露了我国现行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在产品责任纠纷(尤其是涉外产品责任纠纷)的适用上出现了困难,而其中的主要的问题就是现行法律对产品责任纠纷中的责任主体的规定并不明确。因此,如何确定涉外产品责任纠纷的责任主体就成为解决涉外维权难的前提。
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适用上的困境并非始自今日,而其在适用中产生的争论也绝非仅涉及责任主体。除了责任主体之外,其他几个关键定义也含糊不清。
首先,该法将其适用范围定义为:“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这种限定式的定义方式,似乎使消费者的范围仅限于生活消费,从而引出了“知假买假者是不是真正的消费者”大争论。
其次,该法并未规定商品(或消费品)的范围。而商品范围的不确定性,也曾在实践中引发了诸如“商品房是不是商品”的争论。
诸如此类的含糊不清,不仅使产品责任事故的受害者及其代理律师无从下口,也使得受诉法院进退维谷。实际上,现行法律中不仅对责任主体规定不明,甚至对已规定的几个责任主体的称谓也并不统一。
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他人财产、 人身损害的, 产品制造者、销售者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这里,责任主体是“产品的制造者、销售者”。
《产品质量法》第三章规定了产品生产者、销售者的产品质量责任和义务。该法中,责任主体似应是“产品生产者、销售者”。
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使用了“经营者”这一概念与消费者对应,但纵览整部法律,也未对经营者划清含义和范围。只是在第三十五条消费者的损害赔偿条款中,分三款指出了追偿对象分别为生产者、销售者和服务者,这里,似乎可将经营者理解为包含“生产者、销售者和服务者”。
但是,作为经营者的生产者的含义是什么?销售者又包括什么范围?前面两部法律中的产品制造者、产品生产者又具体何指?在这三部法律以及其他的法律中,仍旧找不到明确的条文。
众所周知,一件产品从其零部件的供应者到其生产者再到消费者之间要经过诸多环节,涉及到很多主体,明确谁将对消费者负责,即明确这些环节中相关责任主体的含义,对保护消费者权益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这直接决定了消费者可以向谁提出索赔,决定了谁将承担产品损害赔偿的义务和法律责任,也决定了消费者的权益保护是否最终得到了落实。

二、 美国产品责任诉讼的责任主体:

产品责任(Product Liability )是指由于所生产销售的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产品的消费者、使用者或其他第三者的人身伤害、心灵创伤及财产损失,依法应由生产者或销售者分别或共同负责赔偿的一种法律责任。3
产品责任制度的产生,源自对产品消费者(用户)的人身、财产安全的保护,也即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其本质是以立法的方式加大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以达到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目的。
在美国,产品责任案件中的责任主体一般被称之为“加害者”,以对应于产品事故的“受害者”。其中,加害者除生产者外,还包括中间商在内。而受害者也并不限于产品的消费者和使用者,尚包括其他关系人,如产品购买者的亲属、朋友、同事,甚至包括过路行人等因缺陷产品而遭损害的一切人。
在美国的汽车产品责任事故诉讼中,法院先后以判例的形式确立了以下的责任主体:
1、 生产者(Manufacturers):
生产者也称制造者、产品制造人,其在产品责任中对其制造的产品所致损害所负责任为积极责任。由产品的生产者作为缺陷产品造成的责任事故的责任主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无可推卸。
在著名的Macpherson v. Buick Motor Co.案中,虽然原告的损害是由于被告汽车的一个车轮爆裂引起的,但法院认为被告(生产者)不能因为车轮是从一个有声誉的零件供应商那里买来而免除检测的责任,故判决被告仍然要对最终产品负责。这可以看出,生产者在产品责任案件中处于主债务人的地位。
2、 经销者(Retail Dealer of Chattel):
经销者包括了进口商(importer)、批发商(wholesaler)以及零售商(retailer)。在1960 年的Henningsen v. Bloomfield Motors , Inc.案中, 法官曾认为制造商与经销商两者均应负担对汽车的默示担保责任,因两者担保的内容实质上相同。4
在1964年的Vandermark v. Ford Motor Co.案中,加州法院认为原告购买的福特新车刹车有缺陷而本案中的第一第二和第三经销商并没检查过该新车,因而判决制造商与经销商均负严格责任,其理由是“零售商和制造商一样,从事把商品分售给公众的商业活动。他们是整个应当承担瑕疵产品损害费用的制造和销售行业中一个组成部分。”5
3、出租者(Lessors of Goods):
在 1965年Cintrone v. Hertz Truck Leasing& Rental Service案中, 原告向被告长期租借数辆卡车,原告驾驶其中一辆时,因刹车失灵而受伤,原告以被告过失和违反担保为由提起赔偿之诉。法官认为原告以被告违反默示担保的严格责任为由的起诉并无不当。6
4、委托者(Client):
在1964年Delaney v. Tow motor案中,法官认为带有缺陷起重的卡车, 其委托者对于受托者业务员所受损害应负侵权行为法上的严格责任。7
5、供货商(Supplier):
供货商主要是指零配件供应者(Component Manufacturers),在1965年Suvada v. White Motor案中,法官认为耕耘机制造厂因将被告(零配件制造商)所制造之零件未加任何变更装于该耕耘机刹车器上,故该有缺陷刹车器的零件制造商对造成的损害同样负严格责任。8
6、旧货商(Dealers of Used Goods):
旧货商通常是指从原商品使用人处将使用过的商品购得后再贩卖给他人的人。在1975年的Peterson v. Lou Bachrodt Chevrolet Co.案中,法官判决二手车(used car)出卖人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另外,美国相关的产品责任理论和实践表明,赠送者、修理者、运输者、仓储者等也可以作为产品责任的主体。9
从美国的做法我们可以看出:为最大限度地保障消费者的利益,美国法院不仅在产品责任诉讼中强化生产者和销售者的产品责任,而且将销售者的范围扩大到所有与产品损害有因果关系的主体之上。即不仅对产品生产者施以更加严格的产品责任,而且对产品进入流通环节的所有中间商(甚至赠送人)也施以产品责任,使他们承担起更多的维护消费者权益的义务。

三、 欧洲共同市场产品责任法的责任主体:

欧洲各国大多为工业发达国家,机器工业大量制造出精密的产品,消费者对这些工业化产品造成的损害往往难以证明由制造商所致。另外,由于欧洲共同市场的逐渐形成,为避免产品制造人将商品销往产品责任较轻的国家,逃避应承担的产品责任,损害消费者的利益。自1976年始,欧洲十二国开始制定《欧洲共同市场产品责任法草案》,并于1985年作出《欧洲共同体理事会产品责任指令》(85/374/EEC)。目前,上述《草案》和《指令》构成了欧洲产品责任法的主要部分。
与美国判例法在个案中强化产品自生产到流通所有环节中各主体的产品责任不同,欧洲的做法是,没有单独规定销售者的概念和责任,而是规定只有生产者才为产品责任的主体,同时又对生产者的含义作扩大解释,将销售者有条件地视为生产者。10
以《指令》的规定为例,所称的生产者(Producer)分为六类:11
1、 最终产品之生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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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案精析
是抢夺?抢劫未遂?还是既遂?
关键是共同犯罪中犯罪罪名与形态的区分

尹科峰


陈某(18岁)、李某(14岁)各自携带卡子刀,在2006年10月31日窜至某县城共谋实施犯罪,由李某实施抢东西,陈某放哨。如遇到追赶或抵抗,两人就一起拿出卡子刀使用暴力威胁。两人选好目标(一位戴有耳环的中年妇女)后,李某从其后面飞快地扯下她的耳环,奋力往前跑,受害妇女反应过来后连忙一边追赶,一边呼救。某县巡警队员王某和张某将其抓获,在抓捕李某过程中,王某手上多处被李某用卡子刀划伤。陈某见有多人在追赶李某,就独自跑离了现场,之后也被公安机关抓获。该案中对李某定抢劫罪(既遂)量刑处罚没有疑义,对陈某量刑时存在以下四种意见:
1、以抢劫罪(既遂)处罚。理由是:首先犯罪嫌疑人李某和陈某两人身上都带有凶器,而且事前商量,由李某实施抢东西,陈某在后面放哨,在必要的时候共同持刀使用暴力,威胁追赶人员,在主观上有预谋抢劫行为。其次,李某和陈某成立共同犯罪,有共同的犯罪目的,相互接应,共同完成犯罪意图,只是分工不同,其中一人达到抢劫罪既遂的犯罪标准,另一个也应当可以达到此标准。
2、以抢夺罪处罚。理由是:李某、陈某虽然成立共同犯罪,但是陈某并没有实施抢劫罪中必须具备的暴力行为,之前的商量行为只是犯意表示,根据刑法只惩罚犯罪行为的原则,应对陈某以抢夺罪量刑处罚,不应该加重其处罚。
3、定抢夺罪,持刀抢夺作为其加重情节。理由是:陈某没有实施暴力威胁行为,因此不可构成抢劫罪,但是其身上携带有凶器,其主观恶性比《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规定的抢夺罪要严重很多。宜以抢夺罪定罪处罚,持刀抢夺作为其加重情节。
4、以抢劫罪(未遂)量刑处罚。笔者同意第4种意见。
理由如下:第一,我国刑法确定犯罪时坚持的是犯罪构成四要件说,即犯罪客体要件、犯罪客观要件、犯罪主体要件、犯罪主观要件,四要件缺一不可,只有同时具备一犯罪构成的所有要件才能确定为此罪,否则就不能定为此罪。此案中,陈某并没有实施暴力威胁行为,不满足四要件之中的客观要件,因此就不构成抢劫罪的既遂,第一种意见不符合我国刑法的规定。第二,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二款明确规定:“携带凶器抢夺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处罚”,这就表明,携带凶器可以成为抢夺罪的法定加重情节。此案中,陈某虽然没有实施暴力威胁行为,但其身上携带有凶器,随时可以实施暴力行为,因此其主观恶性必然不同于没有携带凶器的抢夺罪,对其的处罚应该与第二百六十七条规定的抢夺罪有所区别。第三,非必要共同犯罪中也可以成立不同性质、不同犯罪形态的罪名,这就是案发当时的罪名转化、犯罪形态的变化问题,并不是所有的非必要共同犯罪人最终都是同一罪名、同一犯罪形态。此案与司法考试中的题目不同,两人共同预谋盗窃,中途一人由于其他原因而没有参加实施犯罪行为,但是两人都成立盗窃罪的既遂。此案中由于存在犯罪罪名的转化,罪名的转化是需要一定的条件的,之前两人预谋时并没有说准一定会实施抢劫行为,如果之前两人商定了一定要实施抢劫行为,则和司法考试中的题目类型一样了。第四,犯罪嫌疑人陈某最终没有完成构成抢劫罪的所有要件行为,但这并不是其主观上主动放弃的,而是客观上有多人追赶李某,陈某怕被逮住而没有前去帮忙实施暴力行为,从之前两人的预谋与准备作案工具来看,放弃暴力行为是不符合陈某的主观意志的。综上,宜将陈某的犯罪行为定为抢劫罪的未遂予以打击,这样既符合犯罪构成与犯罪形态的要件,也有力的打击了犯罪行为。
在司法实践中,往往会碰到此案中的情况,共同犯罪中出现了罪名和犯罪形态的转化,这就要求我们牢牢把握犯罪构成与犯罪形态的要件,坚持用犯罪构成与犯罪形态要件来确定罪名,绝不可以仅仅依据其为共同犯罪就确定为同一罪名或者同一形态,这有违我国刑法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基本精神。只有坚持犯罪构成四要件与犯罪形态要件的有机结合,才能不发生错案、冤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进口遗物的管理规定

海关总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进口遗物的管理规定

(1984年5月8日海关总署[84]署行字第285号文发布,自1984年6月1日起实施)



第一条 从国外或香港、澳门地区进口的遗物,应由物主在国内的继承人向海关申请并交验物主的死亡证明书原件和国内公证机关出具的继承权公证书,经海关核准后,方可一次进口。这项申请,以物主死亡后一年为期,逾期不予受理。
第二条 遗物系指物主生前使用过的物品。日常生活用品在合理数量范围内,准予免税进口;耐用消费品(不包括汽车、录像机),由国外进口的,准予免税放行四件;由香港澳门地区进口的,准予免税放行两件。
第三条 不属于物主生前使用过的物品以及超出上述范围的遗物,予以退运。
第四条 本规定自一九八四年六月一日起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