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某与家乐福是否存在劳动关系？

孙斌


　　北京家乐福超市女工盛某在怀孕后被告知辞退，她向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驳回后，盛某以家乐福涉嫌存在 “隐蔽雇佣”为由，将家乐福和广州南方人才资源租赁中心告上了法庭，庭审中家乐福和广州南方人才资源租赁中心称：与盛某签订劳动合同的是人力资源租赁中心，该公司为劳务派遣单位，威莱日化 （威露士）有限公司是用工单位，而家乐福只是提供了工作场所，不是真正的用工单位。
据盛某介绍：2008年3月1日，34岁的她被威莱日化(威露士)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莱日化)招聘为销售人员在家乐福专柜销售威露士产品。2008年12月23日威莱日化突然要求盛某与一个从未听说过的广州公司——广州南方人才资源租赁公司(以下简称南方人才)签订劳动合同。该合同明确盛某为其公司雇员，被劳务派遣至威莱日化工作。
平时都是家乐福超市对我们进行管理。超市分早班和晚班，晚班从下午5点到晚上23点。但她上晚班时从未能按时在23点下班，最早下班也是在晚上12点。经常是1点左右下班，到家时已经是两三点了。赶到销售旺季时，还可能每个月有好几天必须工作到凌晨5点，而第二天还要按正常时间上班。推销威莱日化的威露士产品只是她工作的一部分，另外还要理货、打扫卫生。工作时间也是由超市统一安排的，包括上下班时间、加班时间和工作内容。如果被发现有违反工作规定的行为，超市还会进行处罚。
辞退前她已经怀孕6个月，自己从来不敢在工作时稍微有一点偷懒。她的工作是一周白班，一周晚班，每周休息一天。晚班的时间常常是从下午3点到凌晨一点，碰到旺季盘点甚至要工作到凌晨4到5点。在这段时间内她和同事必须一直站着，或是装货，或是卸货。这些货物不单单包括他们负责的品牌。

律师点评：
在不讨论盛某从事的岗位是否符合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的要求；日常加班时间是否合法；安排孕期职工加班、从事夜班劳动是否合法；无故辞退孕期职工是否合法的前提下，专门讨论一下盛某与家乐福之间是否存在法律上的劳动关系？
在本案中涉及的对象有四个：
1、盛某，被劳动派遣员工
2、南方人才，劳动派遣公司
3、威莱日化，盛某的用工单位
4、家乐福，提供场地的超市
从劳动合同法确定的劳务派遣关系看，盛某的用人单位应当是南方人才，用工单位是威莱日化，家乐福是提供场地的超市，应该与盛某不存在劳动关系或者劳务关系，对胜某也没有劳动关系上的管理权。只能要求胜某在进入超市工作后，按照家乐福与威莱日化签订的销售协议（合同）规定的要求，在销售威莱日化产品时遵守家乐福超市销售方面的相关规定。
而从盛某反映的情况看，在实际操作中对她进行管理的单位既不是南方人才，也不是威莱日化，而是家乐福超市。
家乐福是否可以对盛某实施管理权？
笔者认为：盛某进入家乐福工作是作为威莱日化产品的销售人员；销售的只是威莱日化产品；理货的范围也是威莱日化产品；打扫卫生的范围也应当是威莱日化产品堆放的范围。
如果家乐福超市代替威莱日化要求盛某从事指定产品之外的工作，那么与盛某发生劳动关系的主体应当有两个，其中一个是家乐福。且劳动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二款也禁止用工单位不得将被派遣劳动者再派遣到其他用人单位，也就是说威莱日化也没有任何权力将盛某委托交由家乐福进行管理，安排盛某的工作。
反之，家乐福对没有与其发生劳动关系、劳务派遣关系的盛某实施用人单位的管理权力，安排从事超市的日常工作（虽然盛某主要负责威莱日化的产品）。这显然是在规避法律，利用超市本身具有的强势地位获得不应有的经济利益，规避用人单位的义务。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盛某与家乐福之间应当存在劳动关系，家乐福应当承担规避法律的责任。

律师告知：
“隐蔽雇佣”是由国际劳工组织提出的，指制造某种与事实不同的表面现象，从而达到限制或削弱法律所提供保护目的的一种旨在隐藏或扭曲雇用关系的行为。其目的主要是为了逃避相关劳动法律的管辖，逃避提供社会保障以及逃税。

2006年6月27日法国《人道报》文章《家乐福被佩皮尼昂法庭定罪》报道：法庭判决家乐福向bruna villegas夫人支付1.8万欧元的赔偿。bruna villegas夫人在家乐福佩皮尼昂店工作了18年，曾由32个不同的供应商和劳动力中介机构支付工资，也是她勇敢地向检察院和法官投诉了这种违法行为……法官认为，法律的规定不应当被规避，家乐福连锁超市、其主要采购商及经理因商业罪行，在2001年违法租赁劳动力而被判处承担7.5万欧元的罚金。

作者：湖北大晟律师事务所 孙斌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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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商法国际化问题刍议
　　　　　　　　　　　　　——从美国对华“双反”调查等案例引发的理论思考

　　　　　　　　　　　　　范健 南京大学 教授


　　关键词: 商法国际化/法律移植/法律辐射
　　内容提要: 商法国际化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必然要求。从商法国际化的理论基础出发，通过分析商法国际化面临的法律困境，思考中国商法国际化的未来发展方向，提出商法的中国国情与法律移植和法律辐射的协调，力求为中国商法国际化提供理论支撑，为中国经济走向世界提供法律保障。


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商法在调整国内市场商事活动的同时，越来越多调整跨越国界的商事关系及与此相关的其他关系，这对中国商法的国际化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我国市场经济起步不久，商事领域的法律体系虽初具规模，但具体规范尚有许多缺失，尤其与国际惯例接轨有待时日，导致国际商事贸易争端不断。2012 年 10 月 10 日，美国商务部称，将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太阳能光伏产品，征收 14. 78% 至 15. 97% 的反补贴税和 18. 32% 至 249. 96% 的反倾销税，具体征税对象包括中国产晶体硅光伏电池、电池板、层压板、面板及建筑一体化材料等。[1]2012 年10 月 8 日，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发布报告显示，华为和中兴通讯可能威胁美国国家通信安全，对华为和中兴进行禁止销售。[2]

这些争端给我们法律领域敲响了一个警钟，在跨国商事交易和争端如此频繁的今天，我们解决国际经济冲突，不能仅仅停留在贸易冲突法领域，更应从中国商法中寻找引发争端的企业机制和市场规则等深层次问题，在理论上探寻中国商法国际化的路径，在吸收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完善中国商法。同时积极参与国际立法，在国际商事制度设计中发出我们贸易大国声音，将中国商法的新理念灌输到具体的国际规则之中，使之更好地维护我国的商事利益。

一、商法国际化的理论基础

（一）商法国际化的必要性

随着世界市场的发展和国际商法纠纷的频繁，跨国商事法律适用已成为一个现实问题。假如一国商法没有国际化，会带来以下问题：首先，各国之间商法规定差距很大，当事人自然会通过各种手段，选择对自己有利的实体法，规避对自己不利的实体法，从而可能造成不公平、不合理的判决结果。其次，当事人之间遵循的交易规范不统一，通常，双方会花大成本去研究其中的利与弊，考虑如何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交易规则，从而使不必要的交易成本增加。最后，商事纠纷处理比实体规范多了一道选法程序，尤其当各国实体法存在差异时，法官会因为不熟悉外国法律而发生适用外国法困难，这些情况都是与商事活动追求效率、快捷和安全的理念相背。

（二）从商法的历史与现状看商法的同源性

近代商法起源于中世纪的欧洲，为当时商事活动中形成的交易习惯的总和，这些交易习惯是不同国家或民族的商人在商事交易时形成的习惯，这些交易习惯与诸法合一的古代社会中各民族或国家基本法典规定的交易规则不相同。英国法学家施米托夫认为，从历史上看，国际商法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在中世纪，它是以商人习惯法的形式出现的，即事实上支配那些往返于商业交易所在的文明世界的各港口、集市之间的国际商业界普遍适用的国际习惯法规则；第二阶段始于国家主权这一概念被普遍采纳的时期，在这一阶段中，商人习惯法被纳入各国的国内法制度。这一进程尽管是世界性的，但各国在实施上却出于不同的原因和采用不同的方式，并且实施的程度也不同；第三阶段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和世界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程度的逐步提高，商法国际化的呼声日渐高涨，作为政治和经济领域中国际主义概念的恢复的补充，法学领域中则恢复了国际商法的概念，出现了旨在发展为国际商业自治法的新商业习惯法。它是具有普遍性的法律，尽管由各主权国家的主管机关适用，却在试图摆脱各国国内法的民族色彩，这一发展值得密切注意。[3]

从商法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它产生于不同地区商人之间的商事交往而形成的商事交易习惯规则，是作为商人阶层特有的自治性法律而存在，是商人团体的统一法律，是超越国界的。可以说，国际性是商法与生俱来的品格[4]。虽然后来经过各个国家的立法机关按照不同的理念和方式上升到国内法律层面，但是无法否认其源于同一渊源这一历史事实，当今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商事贸易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商法更加明显地表现出它的国际化，从侧面也反映了商法的同源性。

从商法的现状来看，比如公司、票据、海上运输等方面的规定，究其本源，都可以从中世纪的商事交易习惯中看到影子。因为这些交易习惯是商人在长期的交易活动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法则，经过时间长河的检验和磨合，已经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所以，各国成文商法将其纳入规范体系。虽然由于某些原因和历史特殊情况，各国商法中的具体规定会有所不同，但是商事交易的规则具有很大的趋同性。

（三）从商法的原则与理念看商法的同质性

商事交易规则设置倾向于方便、快捷和防范风险，这种设置的特点是商事交易有自身一套技术性很强的交易规则，这些规则是商人之间 （不管是国内商人，还是国际商人）通过长期交易活动形成的习惯，较少与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特点密切相关，这是商法的同质性。一个国家制定国内商法时，其实不是在创造商法规则或者说主要不是在创造商法规则，而是将现有已经存在的商事习惯规则，赋予其法律效力。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商法一开始是商人之间的交易规则，后来得到各个国家的确认，形成了国内商法。只有充分认识商法的国际性，才能使商法彻底摆脱简单商品经济完善法的理念，摆脱 “商法是民法特别法”思想的束缚，克服民法 “民族性”、“地域性”的限制，走国际化的道路。[5]

商法规范偏重于技术性，反映了现代经济讲求效率和便于国际贸易交往的要求，带着很强的通用性和创新性[6]。商人之间在进行互通有无的商事交易活动时，往往可以跳出市民社会的限制和伦理道德的约束，更多的是追求交易效率和安全。这些具体规则是对商事交易活动的直接调整，因此有很强的针对性，什么样子的交易活动就相应有什么样子的商法规范进行调整，这就让商法形成很强的技术操作性。比如票据法中的无因性原则、承兑背书转让模式。当出现纠纷时，商人选择的是由商人阶层自己组成的专门法院来处理，这样做的结果是，商人法院通过判例的方式，将商人在交易活动中普遍适用并得到各方认可的习惯做法，上升到法律层面，使其更具有普世性。总而言之，商法的技术性立法理念，打破了地域、文化、传统和小市民社会的束缚，成为各个地区能普遍接受的一种技术性法律规范。

随着全球市场经济的同质进程加速推进，商法的趋同化趋势日益加强，并构成 “法律全球化”实践最突出的一部分。[7]其具体表现为：一方面是商法统一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的迅速扩张，国际层面的立法不断得以加强。另一方面即为国内商法的国际化，在全球化背景之下，商事法律规则正在进行着国内法与国际法之间、不同法系之间的互动融合。[8]

二、商法国际化困境分析

（一）法律国际化的困境

所谓法律发展的国际化，主要是指在法律文化的传播与交流过程中，各个主权国家的法律制度蕴含着世界法律文明进步大道上的共同的基本法律准则，使各国的法律制度在某些彼此接近乃至融合，进而形成一个相互依存、相互联结的国际性法律发展趋势。[9]法律国际化是一种发展趋势，在各个国家法律制度相互交流和借鉴的过程中，体现的是人类社会对于法律价值的一种普遍性认可。然而，由于经济和政治体制，以及意识形态、传统习惯和观念的差异，不同国家和民族对法的价值观并不能同步进展，相反，还会产生抵触和冲突，常常使法的国际化陷入困境。

（二）商法国际化面临的特殊法律困境

1．从传统和现实的路径，探寻商法国际化的特殊法律困境

几千年封建社会 “重农抑商”的思想，使中国不像西方社会那样能够有孕育 “商法”的土壤，近代中国商法的制定几乎全部是吸收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制度。而改革开放前的新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得中国无现代商法可言。实际上中国商法的发展从九二年中国进入市场经济体制至今，不过二十年。现阶段，我国经济体制仍处于转型期，一方面计划经济思想根深蒂固，另一方面市场经济需求愈益强烈，现实立法和规则仍在二者平衡，其结果，这种从观念到体制上的矛盾以及基于此形成的企业与市场格局造成了中国商法国际化的法律障碍，造成我国市场经济地位不被国外所承认。

2．从经济利益特有的角度，探寻商法国际化的特殊法律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