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存在的困难及对策/蒋艳玲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6-16 20: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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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行刑诉法明确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这一规定表明，证人必须出庭作证。而承办案件的侦查人员能否以证人的身份出庭作证却存在较大的争议。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亦是十分少见。笔者认为建立我国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势在必行。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有助于加强控方证据的证明能力，抑制侦查人员非法取证的行为，为了维护程序正义，保证被告人的质询权，发现案件真实，侦查人员应当出庭作证。本文笔者拟就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几个问题进行探讨，并就构建我国的侦查人员作证制度提出设想，抛砖引玉，以期对我国的刑事理论和实践有所帮助。
一、我国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现状与成因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关于证人的内涵和外延规定不甚明确，导致对侦查人员是否具备证人资格在理解上存在较大分歧。而《刑事诉讼法》第28条关于侦查人员回避的规定，更是成为侦查人员不出庭作证的法定理由。[1]虽然199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刑事诉讼规则》第343条明确规定：“公诉人对于搜查、勘验、检查等侦查活动中形成的笔录存在争议的，需要负责侦查的人员以及搜查、勘验、检察等活动的见证人出庭陈述有关情况的，可以建议合议庭通知其出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8条也有类似规定。这些简单的规定既不能够涵盖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的全部内容，也非强制性规定，往往只对本部门有效，所以这些司法解释对侦查机关基本上没有约束力，无法得到侦查机关的应有尊重。在实践中，侦查人员一般不出庭接受控辩双方的交叉询问，即使偶有控辩双方就书证、物证等证据材料的证据能力产生争议，侦查部门也往往是以盖有单位公章而无办案人员签名的一纸情况说明书或证明书予以应付来回避出庭，法官们也往往顺水推舟，以“上述事实，有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以及某某机关关于被告人的证明材料等证据证实”而作出判决结论[2]。因此，在司法实践中，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情况非常少见，以致侦查人员不作证已经成为“习惯”。
对于我国侦查人员不出庭作证，不仅有理论层面的原因，也有实践上的障碍。
一是思想观念上，侦查人员代表国家行使侦查权，有权询问证人、讯问犯罪嫌疑人。证人首先向警察作证，然后才向检察官和法官作证。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无异于自降身份，由国家权力执行者降为普通的诉讼参与人。我国官本位的思想十分浓厚，让侦查人员从国家权力的行使者，转变为另一国家权力之下的证人，认为是降低了侦查人员的身份并且还要接律师的质询，这让侦查人员在心理上难以接受。在他们的思想观念里自己从来都是讯问或询问的主角与发动者，成为被质询的对象“会有损警察的形象和不利于以后侦查工作的开展。”[3]
二是现行庭审方式导致侦查人员不出庭作证。从我国的审判实践看，法官仍然以书面审为主，在多数情况下，法庭认可讯问笔录的效力，证人普遍不出庭作证，侦查人员更少出庭作证，法庭的对抗性不强。另外，为提高诉讼效率，应付“诉讼爆炸”，法官一般不要求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检察官也不希望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以免在律师的质询中暴露出取证中的不足，影响诉讼的顺利推进。由于检察官在诉讼中一身二任：既是国家公诉人，又是法律监督者，如果检察官不赞同警察出庭作证，那么，律师申请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请求就很难得到法庭的赞同。[4]基于以上原因，在现行的庭审模式下，侦查人员很少出庭作证。
三是利益上的原因导致侦查人员不愿出庭作证。在刑事诉讼中，不同的诉讼参与者有不同的诉讼利益，公安机关追求的诉讼利益是破案与抓获犯罪嫌疑人。只要侦破了案件，抓获了犯罪嫌疑人，案件顺利地移送起诉，公安机关的诉讼利益就已实现。相反，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不仅不能给公安机关带来直接的诉讼利益，反而会增加其工作量，影响其他工作的完成。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容易“暴露秘密侦查手段”，“通过技侦等秘密侦查手段获取的证据将面临被告及其律师的质疑和质问”，给侦查工作带来被动出庭作证对侦查人员而言是额外负担，不仅侦查人员个人不愿意，单位领导也不愿意。在警力紧张的情况下，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必将影响单位的正常工作。
二、我国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价值
一是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是贯彻直接和言词原则的重要措施。
直接和言词原则是我国庭审的基本原则之一。直接原则强调法官必须直接听取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对案件的描述和辩论，以便形成正确的判决。而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必须亲自出庭，直接陈述对某一事实的体验结果。[5]言词原则更要求证人必须以口头形式表述案发经过，而公安机关收集的证据均为书面证据，如果侦查人员不出庭作证，就无法为当事人提供质证的程序保障，也不利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二是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可以使侦查真实接近案件真实。
如果侦查人员不出庭作证，法官不能接触原始证据，而直接引用传闻证据，调查则较易依赖于薄弱证据之倾向，则可能导致案件的真实性被扭曲。侦查人员不出庭作证，法庭只能依据公诉方提供的书面证词审判。书面证词的最大弊端是它的静态性，被告人及其律师无法对其质询。尽管法律规定，制作笔录要遵守一定的规范，以保证书面证言的客观性，但书面证言的制作无疑渗透了侦查人员的主观意志。如何询问证人，询问哪些内容，提取何种物品，将哪些内容记载在笔录中，侦查人员的个人认识起决定性作用。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向法庭陈述制作笔录的具体过程，容易发现案件真实。
三是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有利于提高证人出庭作证率。[6]我国现行刑诉法明确规定了证人出庭作证的制度，但长期以来，我国证人出庭率比较低，在很大程度上不利于贯彻落实新的庭审方式。如果侦查人员能够出庭作证，无疑会对证人起到表率作用，从而带动证人出庭作证，提高证人出庭率。
三、构建我国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
我国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尽管存在诸多障碍，但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已是大势所趋，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有其诉讼价值，我们可以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结合我国国情，构建我国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
一是转变思想观念。
对于公安机关来说必须树立以公诉为中心的工作理念，自觉接受检察院的合理指导和监督，为公诉做好一切必要的协助工作，克服以往司法实践中那种自扫门前雪的现象，只要侦查终结案卷一移送就完事。另外，要让侦查人员认识到出庭作证是侦查人员身为执法人员的应有之义，转变侦查人员特权观念。
二是改变现行庭审方式。
如前所述，我国现行庭审仍以书面审理为主，法官、检察官只对侦查机关的书面材料进行审查并予以采信，而一般不要求承办案件的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我们应摒弃司法机关怕麻烦的思想。法官、检察官应当改变对侦查人员过分信任的态度，而应本着“对事实负责，对法律负责，对当事人负责”的态度，避免造成冤假错案。
三是完善我国相关立法。
修改《刑事诉讼法》关于侦查人员出庭作证资格的审查，明确规定在哪些情况下侦查人员应出庭作证以及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范围。基于诉讼效率与保护侦查人员切身利益的考虑，法律还应当规定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一些例外情况。
四是建立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保障措施。
由于受现实条件的限制，在我国的警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如果不设定保障措施，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率得不到保证。为此，公、检、法在目前警力不足的情况下，要沟通好，可以建立相关的制度，如果某些案件需要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侦查人员所在单位要给予合理安排。另外，还应确立证人保护、作证补偿、法院强制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等制度。
五是对我国现有的诉讼制度进行改革。
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先进经验，赋予检察机关对侦查人员侦查活动的指挥权，参与权，指导权，实行检警紧密化，强化检方对警方的同步指导与同步监督。同时赋予法院对侦查活动的司法审查权，以逐渐实现从“诉讼阶段论”向“审判中心论”转变，确保审判机关独立审判的功能，[7]确立审判机关的权威地位，从而使侦查人员出庭有了坚强的理论基础。
一、我国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现状与成因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关于证人的内涵和外延规定不甚明确，导致对侦查人员是否具备证人资格在理解上存在较大分歧。而《刑事诉讼法》第28条关于侦查人员回避的规定，更是成为侦查人员不出庭作证的法定理由。[1]虽然199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刑事诉讼规则》第343条明确规定：“公诉人对于搜查、勘验、检查等侦查活动中形成的笔录存在争议的，需要负责侦查的人员以及搜查、勘验、检察等活动的见证人出庭陈述有关情况的，可以建议合议庭通知其出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8条也有类似规定。这些简单的规定既不能够涵盖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的全部内容，也非强制性规定，往往只对本部门有效，所以这些司法解释对侦查机关基本上没有约束力，无法得到侦查机关的应有尊重。在实践中，侦查人员一般不出庭接受控辩双方的交叉询问，即使偶有控辩双方就书证、物证等证据材料的证据能力产生争议，侦查部门也往往是以盖有单位公章而无办案人员签名的一纸情况说明书或证明书予以应付来回避出庭，法官们也往往顺水推舟，以“上述事实，有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以及某某机关关于被告人的证明材料等证据证实”而作出判决结论[2]。因此，在司法实践中，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情况非常少见，以致侦查人员不作证已经成为“习惯”。
对于我国侦查人员不出庭作证，不仅有理论层面的原因，也有实践上的障碍。
一是思想观念上，侦查人员代表国家行使侦查权，有权询问证人、讯问犯罪嫌疑人。证人首先向警察作证，然后才向检察官和法官作证。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无异于自降身份，由国家权力执行者降为普通的诉讼参与人。我国官本位的思想十分浓厚，让侦查人员从国家权力的行使者，转变为另一国家权力之下的证人，认为是降低了侦查人员的身份并且还要接律师的质询，这让侦查人员在心理上难以接受。在他们的思想观念里自己从来都是讯问或询问的主角与发动者，成为被质询的对象“会有损警察的形象和不利于以后侦查工作的开展。”[3]
二是现行庭审方式导致侦查人员不出庭作证。从我国的审判实践看，法官仍然以书面审为主，在多数情况下，法庭认可讯问笔录的效力，证人普遍不出庭作证，侦查人员更少出庭作证，法庭的对抗性不强。另外，为提高诉讼效率，应付“诉讼爆炸”，法官一般不要求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检察官也不希望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以免在律师的质询中暴露出取证中的不足，影响诉讼的顺利推进。由于检察官在诉讼中一身二任：既是国家公诉人，又是法律监督者，如果检察官不赞同警察出庭作证，那么，律师申请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请求就很难得到法庭的赞同。[4]基于以上原因，在现行的庭审模式下，侦查人员很少出庭作证。
三是利益上的原因导致侦查人员不愿出庭作证。在刑事诉讼中，不同的诉讼参与者有不同的诉讼利益，公安机关追求的诉讼利益是破案与抓获犯罪嫌疑人。只要侦破了案件，抓获了犯罪嫌疑人，案件顺利地移送起诉，公安机关的诉讼利益就已实现。相反，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不仅不能给公安机关带来直接的诉讼利益，反而会增加其工作量，影响其他工作的完成。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容易“暴露秘密侦查手段”，“通过技侦等秘密侦查手段获取的证据将面临被告及其律师的质疑和质问”，给侦查工作带来被动出庭作证对侦查人员而言是额外负担，不仅侦查人员个人不愿意，单位领导也不愿意。在警力紧张的情况下，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必将影响单位的正常工作。
二、我国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价值
一是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是贯彻直接和言词原则的重要措施。
直接和言词原则是我国庭审的基本原则之一。直接原则强调法官必须直接听取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对案件的描述和辩论，以便形成正确的判决。而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必须亲自出庭，直接陈述对某一事实的体验结果。[5]言词原则更要求证人必须以口头形式表述案发经过，而公安机关收集的证据均为书面证据，如果侦查人员不出庭作证，就无法为当事人提供质证的程序保障，也不利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二是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可以使侦查真实接近案件真实。
如果侦查人员不出庭作证，法官不能接触原始证据，而直接引用传闻证据，调查则较易依赖于薄弱证据之倾向，则可能导致案件的真实性被扭曲。侦查人员不出庭作证，法庭只能依据公诉方提供的书面证词审判。书面证词的最大弊端是它的静态性，被告人及其律师无法对其质询。尽管法律规定，制作笔录要遵守一定的规范，以保证书面证言的客观性，但书面证言的制作无疑渗透了侦查人员的主观意志。如何询问证人，询问哪些内容，提取何种物品，将哪些内容记载在笔录中，侦查人员的个人认识起决定性作用。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向法庭陈述制作笔录的具体过程，容易发现案件真实。
三是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有利于提高证人出庭作证率。[6]我国现行刑诉法明确规定了证人出庭作证的制度，但长期以来，我国证人出庭率比较低，在很大程度上不利于贯彻落实新的庭审方式。如果侦查人员能够出庭作证，无疑会对证人起到表率作用，从而带动证人出庭作证，提高证人出庭率。
三、构建我国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
我国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尽管存在诸多障碍，但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已是大势所趋，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有其诉讼价值，我们可以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结合我国国情，构建我国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
一是转变思想观念。
对于公安机关来说必须树立以公诉为中心的工作理念，自觉接受检察院的合理指导和监督，为公诉做好一切必要的协助工作，克服以往司法实践中那种自扫门前雪的现象，只要侦查终结案卷一移送就完事。另外，要让侦查人员认识到出庭作证是侦查人员身为执法人员的应有之义，转变侦查人员特权观念。
二是改变现行庭审方式。
如前所述，我国现行庭审仍以书面审理为主，法官、检察官只对侦查机关的书面材料进行审查并予以采信，而一般不要求承办案件的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我们应摒弃司法机关怕麻烦的思想。法官、检察官应当改变对侦查人员过分信任的态度，而应本着“对事实负责，对法律负责，对当事人负责”的态度，避免造成冤假错案。
三是完善我国相关立法。
修改《刑事诉讼法》关于侦查人员出庭作证资格的审查，明确规定在哪些情况下侦查人员应出庭作证以及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范围。基于诉讼效率与保护侦查人员切身利益的考虑，法律还应当规定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一些例外情况。
四是建立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保障措施。
由于受现实条件的限制，在我国的警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如果不设定保障措施，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率得不到保证。为此，公、检、法在目前警力不足的情况下，要沟通好，可以建立相关的制度，如果某些案件需要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侦查人员所在单位要给予合理安排。另外，还应确立证人保护、作证补偿、法院强制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等制度。
五是对我国现有的诉讼制度进行改革。
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先进经验，赋予检察机关对侦查人员侦查活动的指挥权，参与权，指导权，实行检警紧密化，强化检方对警方的同步指导与同步监督。同时赋予法院对侦查活动的司法审查权，以逐渐实现从“诉讼阶段论”向“审判中心论”转变，确保审判机关独立审判的功能，[7]确立审判机关的权威地位，从而使侦查人员出庭有了坚强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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