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泽律师事务所：对一起矿业权转让案件的评析

丘训利


　　在矿业权纠纷中，矿业权转让纠纷是其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根据有关统计，转让合同案件占涉矿案件的25%。此类案件容易引起的争议主要集中在转让合同的效力、转让价款的支付及转让后的变更登记等方面。转让纠纷主要包括探矿权转让纠纷和采矿权转让纠纷。调整矿业权转让的法律、法规主要包括《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矿产资源法》、《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等。本文结合一起典型案件对探矿权和采矿权转让进行分析。

一、案情介绍

　　2005年7月14日，A公司与B公司签订《铅锌矿普查探矿权有偿转让及瓦渣钨矿采矿权有偿转让合同》（以下简称《转让合同》），约定“B公司将其所持有的铅锌矿普查探矿权和瓦渣钨矿采矿权的剩余使用年限转让给A公司；B公司同意签订转让合同，并且收到A公司汇给的首期转让款300万元后，A公司即可进入矿区开展征地、探矿及采矿前期准备和基础设施建设”。双方于次日又签订了《补充协议》，对付款事项做了约定。上述《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签订后，A公司即进入该矿区开展了探矿、采矿前期工作准备和基础设施建设。A公司按合同约定支付了相应的款项。2005年11月23日，A公司以工作布局转移为由向XX国土资源厅矿产资源开发处申请终止钨矿采矿权转让。2006年初，当地政府决定对全县钨矿资源进行开发整合，B公司认为其与A公司之间的钨矿采矿权转让合同已终止，其是合法的矿权主体，故B公司一直以矿权主体的身份参与钨矿资源整合工作的谈判。A公司则认为其虽然向XX国土资源厅提出过终止钨矿采矿权转让的申请，但转让合同中的铅锌矿普查探矿权与钨矿采矿权是一个整体，钨矿采矿权转让部分的合同仍然是有效的，且其已按约定支付了相关款项，应由其参与钨矿整合谈判工作。2006年4月13日，XX国土资源厅给A公司颁发了探矿权证。同年4月26日，A公司向B公司提出要求恢复履行《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B公司不同意，双方由此发生纠纷,A公司起诉到法院，请求法院确认双方签订的采矿权转让合同有效，且享有受让采矿权的全部有形无形财产权益。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双方当事人签订的《转让合同》和《补充协议》是否有效。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相关规定，矿业权转让合同自审批管理机关批准之日起生效。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的《转让合同》包含了铅锌矿探矿权转让和钨矿采矿权转让两个部分的内容，XX国土资源厅2006年4月13日对铅锌矿探矿权转让部分颁发了探矿权证，表明《转让合同》中的探矿权转让业已生效，XX国土资源厅对钨矿采矿权的转让未办理转让手续的主要原因是在合同履行过程中，A公司曾就钨矿采矿权转让的部分向XX国土资源厅提出终止申请，因双方未能就钨矿采矿权转让终止后双方对合同已经协商解除或对采矿权转让的善后事宜达成了新的合意提供证据证明，XX国土资源厅对该终止申请又未作出明确答复，故钨矿采矿权转让合同的法律效力处于不确定状态，即未生效状态，A公司请求确认钨矿采矿权转让合同有效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A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后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二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的矿业权转让合同包括铅锌矿探矿权的转让和钨矿采矿权的转让两个部分。对于探矿权转让的部分，已经审批管理机关批准转让，该部分的合同业已生效，双方对此也无异议。对于采矿权转让的部分，因在办理审批手续的过程中，双方向审批管理机关递交了终止转让的申请，审批管理机关作了退件处理，后双方未能就是否继续采矿权的转让达成一致意见，一直未向审批管理机关重新递交转让申请，故该部分合同尚未生效。另外，双方虽向审批管理机关递交了终止采矿权转让的申请，但根据该终止申请的内容和递交对象，双方申请终止的是审批机关对采矿权转让的审批行为，而非双方当事人对采矿权转让合同的终止；双方并未就终止采矿权转让或终止后的相关事宜签订过协议，B公司关于双方已口头终止采矿权转让合同的主张无证据证实，法院不予支持。?

二、案件评析

　　《矿产资源法》和《物权法》规定，探矿权、采矿权是一种用益物权，属于准物权范围，依照法律规定可以通过转让取得。本案是探矿权和采矿权通过一个合同进行转让的案例，具有典型性。因涉及两种权利，应当分别向有关部门提交申请。《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四条和第十条规定了转让探矿权、采矿权的审批机关以及探矿权、采矿权合同的生效等内容，因此探矿权、采矿权转让合同必须经相关矿产主管部门审批、批准转让的，转让合同方可批准之日生效。根据该规定，应当分别申请，A公司认为“转让合同中的铅锌矿普查探矿权与钨矿采矿权是一个整体，钨矿采矿权转让部分的合同仍然是有效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本案中探矿权的转让已经过有关部门的批准，转让合同已经生效。而采矿权的转让因双方向审批管理机关递交了终止转让的申请，审批管理机关作了退件处理，后双方未能就是否继续采矿权的转让达成一致意见，法院认定故该部分合同尚未生效是正确的。笔者认为采矿权转让合同未生效，一方无法请求对方履行，但该合同已经依法成立了，A公司可以要求解除合同，因合同解除而给自己造成的损失，比如前期的投资，可以根据过错程度要求B公司赔偿，但A公司应当承担举证责任。

（作者简介：丘训利，法学硕士，北京市闻泽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高级合伙人。版权所有：北京市闻泽律师事务所，转载请注明来源和作者。联系电话：010-58695236）

　　2011年5月11日，重庆市婚姻收养登记管理中心通过《重庆晨报》发布第一季度重庆婚姻报告称，第一季度共有27535对夫妻离婚，其中有548对离异夫妻坦承离婚原因是“小三”搅局，排在离婚原因的第三位。无独有偶，2010年年底以来，郑州市管城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工作人员沈某某历时8个月，先后对220对离婚夫妇询问调查，发现离婚原因中婚外情约占20%，是导致离婚的第二大原因。

　　而就在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征求意见稿）》第2条规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为解除同居关系约定了财产性补偿，一方要求支付该补偿或支付补偿后反悔主张返还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合法婚姻当事人以侵犯夫妻共同财产权为由起诉主张返还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并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处理。”此条规定引起了热议。婚姻法学家巫昌祯认为“该条款保护第三者的利益仍显偏多，弱化了无过错配偶一方的权利。第三者会想尽办法把财产先划归到自己名下，而无过错配偶出于保全婚姻的考虑，很可能不会起诉要求返还财产。”这样一来，第三者因解除同居关系而取得的利益将受到法律的保护。

　　但让人遗憾的是，与第三者的利益受到保护相反，民法通则和婚姻法对第三者侵害他人婚姻关系的行为却未规定任何的法律责任，这无疑对婚姻关系受到第三者侵害的无过错配偶一方是极不公平的。

　　在此，笔者暂且不论对第三者因破坏他人婚姻而取得的利益不分情况一概予以保护的规定是否适当，笔者认为，在第三者导致他人离婚的比率越来越高的现况下，当婚姻受到第三者损害时，无过错配偶一方除有权请求另一方赔偿损失外，作为共同侵权人的第三者也应当对其侵害他人婚姻关系的行为承担责任。我国法律应当在私法领域设立以请求权为核心的保护制度，对合法婚姻当事人的配偶权进行保护。

　　一、对第三者侵害他人婚姻关系的行为建立私法控制机制之理由

　　追究侵害婚姻关系的第三者的责任，是国外主要国家的普遍做法。

　　在法国，配偶一方在对方违反忠实义务时，有权根据法国民法典第212条和第1382条的规定向第三者请求损害赔偿。瑞士民法典规定配偶一方违反忠实义务，对于第三者亦得请求停止妨害、支付赔偿金及慰藉金。原联邦德国在审判实践中对妨碍婚姻关系的第三人追究名誉损害赔偿责任。日本民法规定,与妻通奸的第三人,其行为构成对夫权的侵害,应负赔偿责任,反之,妻对与夫通奸的第三人也可提起损害赔偿之诉。依日本民法的解释,“与夫妻一方发生不正当关系的第三者,限于故意或过失、诱惑等,不问是否是自然的爱情,均对作为他方配偶的夫或妻的权利构成侵害,其行为具有违法性,对他方配偶精神上的痛苦有支付慰抚金的义务”。[1]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法院1997年也有判处第三者赔偿无过错方一百万美元的案例。[2]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婚姻法也有类似的规定。

　　道德规范的规制已力不从心，需要上升到法律调整的层面加以强制规范。

　　有反对者认为，这一问题应属于道德调解的范围，但依照法理学理论，法律和道德调解的范围没有明确的界限，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道德的上限是道德自身调节的问题,道德的下限是法律要解决的问题,即什么是高尚或卑劣,由道德去评价,而对最严重的违背道德的行为必须有法律的制裁措施。[3]当社会主体在道德上存在缺失,而其中一些行为达到对家庭关系和社会秩序有破坏性的度时就需要用法律来调整。

　　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价值取向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婚姻关系以外第三人对他人婚姻关系的性介入及配偶一方对婚姻关系以外的性行为现象数不胜数，导致大量婚姻关系的破裂，这已成为目前损害婚姻关系进而侵犯配偶权的最突出的表现形式。由于道德评价在改变人们行为上缺乏直接强制力，难以单独承担起调整婚姻领域的婚姻主体之间以及婚姻主体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冲突的使命。通过立法保护合法、稳定的婚姻关系不受非法侵害，无疑已经成为众望所归的必要选择。

　　对第三者侵害他人婚姻的行为予以私法控制，具有法的目的性价值。

　　婚姻关系结合了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兼容了个体需要与社会需求，体现了个人与社会的双重价值。[4]婚姻关系不仅仅是一种私人利益关系，还是一种被婚姻法法定化了的民事法律关系，婚姻关系的稳定对家庭的稳定进而对社会的稳定具有其特殊的价值，这是毋庸置疑的。据专家统计，在离异家庭中，青少年犯罪比例达40%以上。据官方资料统计发现，因奸情而引起凶杀案的事情屡屡发生，有的地方甚至占全部凶杀案件的四成以上。

　　就利益衡量而言，在对婚姻家庭稳定的价值与个人自由的价值进行价值衡量时，必须考虑实际情况的需要和社会大众的普遍价值取向。当前，第三者插足破坏他人家庭，已经成为了一种不容忽视的影响家庭稳定和严重损害社会公序良俗的社会现象，在此情况下，那些满足于私人快感的性自由，是凌驾于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上的自由，这种“不受任何制约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连世界上崇尚个人自由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逐渐认识到法律在支持家庭稳定方面具有的重要意义。1998年5月，在美国举行的国际家庭与调解法院协会第35届年会上，与会各国代表都呼吁“高离婚率引发了许多严重后果，各国的家庭法改革都应考虑到支持婚姻稳定的需要”。另外，复归家庭、爱情以忠诚为本的观念，被写入《欧洲人权宪章》。在一般被认为世界上最浪漫的法国，近年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对此观念持肯定态度的占87%。

　　对第三者侵害他人婚姻的行为进行法律规制，符合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和精神。

　　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和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四条均规定：婚姻、家庭受国家和法律的保护。婚姻法第三条规定：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第四条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这些规定旨在从法律上倡导夫妻间相互忠诚，在性生活上互守贞操，保持专一，不得与配偶之外的任何人发生通奸等不正当两性关系，不得恶意遗弃配偶另一方，不得为第三人的利益而损害、牺牲配偶的利益。可见，我国的婚姻关系是置于法律的保护之下的，婚姻关系一旦成立，法律就赋予了婚姻双方以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同时他人对已经成立的婚姻关系就负有不得侵害的不作为义务，第三人对合法婚姻关系的侵害符合法定的侵权构成要件的，构成对他人婚姻关系的侵权。

　　对第三者侵害他人婚姻关系的行为加以法律规制，不存在对私人空间的过分干预。

　　我们这里所说的法律规制，主要是民事法律的调节。而何谓民法?民法是私法，是权利法，是任意法，是市民社会的宪法，是人民自由的圣经。[5]民法以私法自治为基础，其对私人关系的干预以权利人提起诉讼主张权利为前提，采取“不告不理”的司法被动原则，其介入仅以对私权之保障、救济为目的，没有告诉，就没有强制力。故对第三者侵害他人婚姻关系的行为加以法律规制，只不过是对民法婚姻关系的本质目的予以确认，对个人权利提供救济渠道，以法律的形式缔造科学的、进步的、尊重人权的婚姻道德基础，这比所谓的婚姻关系悉由道德调整的观点要更符合我国现实的需要。[6]

二、“第三者侵害他人婚姻关系”的界定

　　何为第三者？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第三者是“特指插足于他人家庭与夫妇之中一方有不正当男女关系的人”。如何准确界定第三者，众说纷纭，大概可归纳为关系暧昧说、通奸说、破裂说、目的说四种观点。这四种观点在性质上是递进关系，从行为论逐步发展到后果和目的论。[7]

　　笔者认为，对于第三者的认定，应同时具备以下四个条件：（1）主观上具有妨害他人婚姻关系的故意。（2）主体条件方面，是婚姻关系以外的与有配偶的一方有两性关系的人。（3）其客观上与婚姻关系的一方当事人发生了两性关系，使之违反夫妻的忠实义务，侵害了婚姻关系另一方的配偶权，妨害了合法的婚姻关系。（4）其行为结果方面，侵害了他人的婚姻关系，导致夫妻反目、家庭破裂或濒临破裂。

　　“侵害他人婚姻关系”的界定。

　　根据我国侵权行为法理论,笔者认为第三者侵害他人婚姻关系的行为是一种侵权行为，应包含四个方面的要件。

　　一是第三者实施了侵权行为。第三者违反不作为义务而对他人婚姻关系有所不应为的作为，是对第三者追究责任的客观基础，这种侵权行为主要表现为:（1）通奸。（2）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3）重婚。如果第三人对过错配偶一方的追求予以回避、拒绝，或者第三人有侵害的欲望和意愿，而未实施侵害追求者婚姻关系的行为的，由于缺乏客观上的表现，不应追究该第三人的责任。

　　二是造成了对他人婚姻关系的损害事实。即第三者与有配偶者为非合法婚姻关系的两性生活的行为,导致他人夫妻关系破裂或者离婚，致使配偶一方享有的配偶身份利益及名誉权等受到损害的事实。这种损害既包括物质利益的损害,又包括精神利益的损害。笔者认为，以下三种表现无疑可认定为造成了损害：（1）由于第三者的介入，导致婚姻解体，家庭破裂的。（2）由于与第三者的交往，致使夫妻中一方不履行夫妻应尽的绝大部分义务的。（3）与第三者有亲密关系的一方，给予另一方严重的精神上或者身体上的虐待的。但同时，也不能以婚姻关系的破裂和严重创伤作为追究第三者责任的条件，第三者侵害他人婚姻关系，对这一婚姻关系的稳定造成客观威胁的，即使尚未给该婚姻关系造成明显的有表象的损害，受害配偶一方仍然应拥有请求第三者排除妨害的请求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