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采购特殊政策所带来的思考
-----全国政府采购论文评析（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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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辽海律师事务所

政府采购的特殊政策是指购买本国货物和服务，扶持本国企业发展，帮助本国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保护环境可持续发展等，这是近两年频繁见诸于各大媒体显要位置的重要消息。政府采购为何要制定特殊政策？特殊政策面临着什么样的问题？如何有效地使用特殊政策帮助企业自主创新？《运用政府采购促进企业技术自主创新》（简称《促进自主创新》）一文给我们介绍了一些特殊政策的背景知识、深入剖析了特殊政策在实践中所存在的难题、告诉我们怎么样科学合理的运用特殊政策（笔者曾在另一篇评析《处在风口浪尖上的北京市政府采购》一文中对与本文相关联的问题进行了一些分析）。以下笔者略加以分析。
一、特殊政策源于政府采购的国际规则
《促进自主创新》一文的作者首先向我们讲述了国际上运用政府采购工具促进企业技术自主创新的经验做法。此题中，作者分别给大家介绍了美国、欧洲、东亚的一些国家在上个世纪先后把政府采购作为扶持本国重大技术创新的政策工具，形成一套系统的政府采购推动技术市场发展、加速技术进步的做法。作者对这些做法进行认真研究后，总结出三条可资我们借鉴、且非常具有价值的经验。
一是政府采购中设计出较大的市场需求拉动空间。如果我国的政府采购在这方面加大力度的话，必将提高我国企业技术的整体创新水平。二是制定相关的政府采购法规来规避企业技术创新风险。希望建立以政府采购法为核心的一系列采购法规，制定符合国情的政府采购技术标准，还要参与到企业技术创新和开发过程中来，把政府采购法规的支持运用在企业技术进步的过程之中，以先期规避企业技术创新风险。三是从采购技术等多角度进行政府采购。
作者认为，重大技术创新的出现需要很多社会资源的整合和效应的发挥，在这类技术演进的过程中，政府采购的规模效应和引导效应常常会影响技术创新路线的指向。读完作者在本题中的介绍、分析、建议，我想大家肯定会与我一样受益匪浅。引起笔者思考的是，从WTO目前成员国的数量来看，当今世界经济已经进入一体化发展的时代，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可能处于封闭状态关起门来发展。上个世纪30年代，欧美等国家在经济萧条时期，特殊政策对于本国经济的确是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但今非昔比，我们国家不应该倒退到60多年前关税壁垒时代，套用当年别国发展的路径。况且，正如《促进自主创新》作者提到的，国际上特定年代所使用的特殊政策，都是有非常严密的配套法规。而我国当今出台的政策，却尤如空中楼阁。
二、特殊政策在国内处于形同虚设状态
《促进自主创新》一文的作者在第二个论题中，深刻揭示了目前我国政府采购在支持企业技术自主创新方面存在的问题，作者指出：一是政府采购规模小，对企业技术创新支持总量不够。目前采购重点主要在货物层面，从整个政府采购的规模看，和发达国家相比还相差甚远。目前政府采购“本国”或“国产”商品时，却没有体现出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取向，没有体现出对高技术企业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的法规性支持。二是政府采购制度对企业技术创新引导功能不强。以往国家财政一直在对从事技术开发活动的科研机构、高校和企业进行投入，这样容易造成资金使用的低效率，而且也容易使得技术开发活动脱离市场的实际需求。三是政府采购制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立法规范不足。政府采购应当采购本国货物、工程、和服务，但没有突出制定必须、如何采购国内自主创新产品的条款，也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通过政府采购扶持本国重大技术创新的操作方案，加之监督机制不完善，规定条款也形同虚设。读完本题，感叹于作者敏锐洞察力的同时，笔者也有感要发。首先，我国近几年对政府采购规模统计数据是带有许多水分的，换言之，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对国内政府采购进行有效监督的范围还很狭窄。实际上，我国政府采购规模至少有权威部门公布数据的5倍。我国每年政府采购工程至少达到6000亿元之上，还有与工程相关的货物和服务至少也在3000元之上。但这巨大的政府采购数据均属于分散采购，尚未进入财政部门有效监控视野。或者说已经进入，但财政部门不便于外公诸于众。如果国家能够将政府采购的特殊政策与我国实际的政府采购规模结合起来，可想而知，我国经济的乐观发展前景。因此，不论是立法部门还是专家学者应该更多关注我国政府采购的实际规模。其次，政府采购的特殊政策不具有任何实际操作效果。正如《促进自主创新》一文的作者所指出的，目前不少行政、事业单位只要具备支付能力，一般是优先采购“洋货”，有些国货完全能够满足采购单位的工作需要且具有价格优势，但就备受冷落，在许多机关，小到铅笔，大到汽车，都是清一色的“洋货”。问题表现在采购人身上，但根子在于国家的法规不健全、措施不具体、监督没章法，致使政府采购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持成为空谈。
三、特殊政策如何在国内科学合理运用
《促进自主创新》的作者在最后一道论题中给我们提出了实现政府采购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四项具体建议，作者认为：一是将政府采购纳入科技创新体系，发挥政府采购在重大技术市场采购中的作用。这既可在某种程度上减少科技创新的产业化风险，又能鼓励现有科技成果加快产业化，使政府采购在改善企业技术或产业竞争力，支持企业向高新技术创新领域拓展方面，发挥重大的导向和推动作用。二是充分运用国际规则，通过政府采购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必须充分利用加入《政府采购协议》WTO之前这个时间差，坚持优先采购国内技术创新产品，最大限度发挥政府采购对国内企业保护和促进作用，培养一批有全球竞争实力的世界级企业，为民族振兴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三是利用政府采购的引导效应，带动一批企业参与重大技术创新。政府采购应选择一些急待研究开发的高新技术项目，用招投标的方式，来选择研究开发单位,把有限的科研开发经费集中使用在刀刃上；用招投标方式，直接购置一些已有的对改造传统产业具有关键作用的技术创新项目，在传统产业进行大规模的推广应用。四是借鉴国际经验，系统防范政府采购风险在政府采购设计和组织实施过程中，注意设计一定的技术竞争空间和技术开放空间。防范风险的主要手段是建立健全以《政府采购法》为基本法的法律法规体系。因此，加强法制建设是我国建立政府采购制度的首要任务。
总的来看，我认为政府采购的特殊政策是非常具有争议的论题，扶持企业进行技术开发，培育自主创新市场，拥有自己的专利技术产品，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加入WTO《政府采购协定》，融入国际市场，又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尽管如此，笔者认为，《促进自主创新》一文的作者眼界宏阔，思路活跃。其论文紧扣运用政府采购促进企业技术自主创新的主题，从国际国内两方面的客观事实比照阐述，把主题的重要性说得十分透彻，文章论证周密，说理的逻辑性很强，结构严谨，很见功力，特别是最后的建议更具有启发意义。

点评作者：谷辽海
2006年6月17日于北京


　　内容提要: 在破产撤销制度中，无偿行为的撤销有重要的地位。其中的“无偿”，通常指给付与对待给付之间超出市场限度的不对等状态；在为第三人担保或为第三人承担债务的情形下，则指交易时其追偿权无充分保障的状态。与法律行为的撤销相比，破产中无偿行为的撤销有重要区别：在对象上，既包括能够引起法律效果的法律行为以外的其他“法律上的行为”，也包括诉讼行为、第三人的行为等；在法律效果上，若依“责任说”，其并不导致所撤销之行为失效，而是导致有关被转让的财产继续承担其（未撤销前）对债权人的一般担保责任。若撤销相对人破产，撤销权人享有“准取回权人”的地位。


当前，破产法的理论和实务常常坚持“问题导向”，以避免纠缠于纷繁复杂的法律关系，破产撤销制度中无偿行为的撤销便是一例。这种试图“走捷径”的做法虽然可以省却一些迂回缠绕的理论辨析，但也导致这一法律制度过度脱离既有的概念和体系，致使其准确、可稳定预期地应对复杂、疑难问题的能力大大降低。有鉴于此，笔者拟对破产撤销制度中无偿行为的撤销作番探讨，以期对我国破产法的理论和实践有所裨益。

一、无偿行为的认定标准

在破产程序中，“无偿”有其特殊的含义，“无偿行为”亦有一定的认定标准。下面分述之。

（一）无偿的含义

“无偿”这一概念所描述的是合同签订时给付与对待给付之间超出市场限度的不对等状态。按照这一表述，不要求任何回报的赠与自然属于无偿行为，而不等价的交易，就其不等价的部分而言，亦属于无偿。具体而言，债务承担、为第三人的债务提供担保、将第三人如妻子、子女等指定为人身保险的受益人、附条件赠与、[1]低价转让所持有的股票等，都至少是部分地属于无偿行为。[2]判断是否无偿的关键，是破产债务人是否不可回复地将特定利益移转于他人。以无偿地使用借贷或消费借贷为例，鉴于破产债务人仍然保有要求返还标的物的权利，因此其无偿转移的财产数额，仅限于第三人所获得的无偿使用之权益，如物之租金或无偿借款的利息。

在理论和实务上，对某些表面上有对价而实质无对价的行为，亦可着眼于本质将其归类于无偿行为。例如，若债务人以其财产出资（形式上是以出资为对价，获得了股权）设立有限责任公司，而公司股权又难于转让变现，破产管理人可以用请求返还出资的方式行使撤销权。对此，从理论上看，破产管理人要求返还出资主要着眼于债权人而非破产债务人即出资人自身的权益，因而与公司法上禁止出资人自己撤回出资的原理并不矛盾。[3]在这种情形下，与公司债权人对公司财产独立的信赖利益相比，以可撤销方式转移财产的债务人的债权人的利益更值得保护。另外，从功能性的角度看，若不规定破产管理人撤销出资的权利，债务人将很容易转移其财产，进而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利益。[4]商事组织的人格或组织属性，当然应予尊重，但必须看到组织可能存在的局限。在涉及破产撤销时，若有必要，应打破对组织的“迷信”而以当事人之间真实关系为基础处理相应的法律争议。[5]

（二）无偿行为的认定标准

１．存在无偿交易的行为

债务人的特定行为是撤销权的客体。必须注意的是，破产法上的可撤销行为并不仅仅是“法律行为”，而是范围更宽泛的“法律上的行为”，即既包括债务人的积极行为和消极行为，也包括第三人行为。其中债务人的积极行为有订立合同等负担行为、债权让与等处分行为、行使撤销权等形成权的行为，以及具有实体性内容的诉讼行为如和解、承认对方的诉讼请求等；消极行为有债务人放任诉讼时效经过、放弃诉权、在付款人拒绝承兑或承兑人拒绝付款时放弃进行票据保全手续、[6]在买卖交易中约定检验期间时放弃对标的物数量、质量上的异议或在诉讼程序中放弃抗辩等行为；第三人行为有第三人申请个别的强制执行等行为。这些行为尽管表现形式不同，但没有支付充分对价的属性是共通的。

从上述破产撤销客体的特殊性中可以看出，其与着眼于消灭法律行为效力的撤销有所不同，难以用民法上“支配权”、“请求权”、“抗辩权”、“形成权”等描述性概念简单地加以归纳，而应从传统民法上的有关制度“复合”或“分解”的角度加以解释。例如，在撤销债务人放任诉讼时效经过的“消极行为”时，法律教义上可以分解为两步。第一步是撤销债务人不作为的“行为”：该不作为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且其位于破产临界期内这一特定时间内；第二步是撤销权人“溯及地”行使代位权，即“代替”债务人在假设可以行使撤销权之时作出足以导致诉讼时效中断的意思表示，进而产生诉讼时效不经过的效果。又如，破产撤销上所谓“诉讼行为的撤销”，严格地说，也并不是通过破产管理人行使撤销权撤销有关的判决。撤销的客体仍然是债务人在诉讼中以损害债权人的方式作出的承认对方诉讼请求、诉讼和解等的行为。鉴于法院的判决无非是对该类行为的确认，因此这些行为被撤销了，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判决自然也失去了正当性依据，从而导致出现撤销相对人应返还其所受利益乃至作出损害赔偿的法律效果。

２．行为具有“无偿性”

（１）债务人为其既存债务事后提供担保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破产法》）第３１条将事后担保与无偿转让财产行为并列规定，并适用相同的临界期。表面上看，这一安排是合理的：“对无担保的债务提供担保”，债权人未再付出任何对价，性质上构成了对债权人的无偿转让。但是，考量其本质并非如此。这是因为，典型的无偿转让财产如赠与行为中，相对人并未支付任何对价，而债务人财产因该转让发生了减少，因此基于“不得不劳而获”朴素的公平观念，撤销这类行为是有正当性的。而在有担保的“交易”中，担保权的设定本身并未造成债务人财产的实际减损。通常所谓的“减损”是在担保权实现时发生的，而担保权的实现本质上可以看作是担保权与主债权之间的“替换”：债权人获得担保物的变现所得，相应数额的债权因此消灭。若担保权实现时其资信良好，即便从债务人之其他债权人的角度看，事后担保也未对其造成任何损害。也就是说，事后担保可撤销的依据并不在于该行为的无偿性，而在于债务人已陷入困境的特定期间内，通过将普通债权人转为有担保债权人，实现对既存债权人客观上的个别清偿。在这个意义上，“债务人已陷入困境”的要求对事后担保这一撤销事由的正当性而言至为关键。因此，有必要将事后担保与其他无偿转让财产区分开来，在临界期、主观状态、例外规定等要件上分别作出规定。类似地，提前清偿未到期债务，也应作此种理解和处理。《破产法》未作区分地将事后担保与“无偿转让财产”规定在一起，殊为不当。

（２）债务人为第三人债务提供担保

当下，理论界对于破产债务人为第三人提供担保的行为是否属于“无偿转让财产”的认识尚不统一。有学者认为：“在担保人真的需要代债务人清偿时，往往债务人已丧失清偿能力，虽然可以行使代位求偿权，但其权利实现的可能很小”，[7]所以应将其解释为无偿行为。笔者认为，这一结论是建立在“担保人履行义务时，债务人往往已丧失清偿能力，代位权实现可能性小”这一并非十分准确的外在推测的基础之上的。更严谨地分析应当是区分不同的情形分别加以讨论。[8]１）在贷款与担保互为条件、同时履行时，担保人（之后的破产债务人）提供担保的同时，担保权人即债权人向第三人支付了相应的款项，因此担保权人并未无偿取得财产担保权，而担保人即便承担了担保责任，也仍然可以向第三人追偿，故也不构成无偿转让财产，即便第三人在借款后陷入破产的困境，也只是担保人应当承担的正常风险（其只能作为普通债权人受偿）。[9]另外，在债务人即担保人是为了履行对第三人的特定义务而提供担保时，如债务人尚对第三人负有债务，其意图在承担担保责任后将其追偿债权与其所负债务抵销，也不构成无偿转让财产。[10]２）债务人明知第三人无力偿还而仍然为其借款提供担保。在该种情形下，虽然债务人形式上享有对第三人追偿的权利，但因该追偿权不可能实现，故仍然构成无偿转让财产。若担保权人即第三人的债权人在明知第三人无力偿还的情况下仍然提供借款，该担保权人通过行使担保权所获的清偿自然可被撤销。若该担保权人不知第三人无力偿还借款，则撤销所指向的相对人只能是该第三人。对此，撤销的机理可以是对债务人、担保权人与第三人之间的“三角”交易关系“裁弯取直”，将债务人的担保理解为是其对第三人的赠与，因而可以被撤销。３）在事后为第三人的既存债务提供担保时，若担保人并无担保的义务并且也未从债务人处获得任何的对价，鉴于事后担保的“可疑性”可以推定债权人明知第三人处于无力偿还的境地，即债权人的债权处于无价值的状态，从而准用第二种情形中担保权人的“明知”规则。

此外，在确定“债务人为第三人提供担保”这一行为的性质时还须综合考虑相关制度，从整体上作出判断。例如，在银行、担保公司等对外开具信用证或提供担保时，并不构成“无偿”。而在公司制企业对外进行担保时，要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１６条关于公司担保管制规则的约束；若公司确能在遵守《公司法》第１６条的情况下对外提供担保，还可在条件成立时考虑适用“刺破公司面纱”、公司集团制度等相关制度以期减轻债权人和破产管理人的调查义务，充分降低担保交易的成本。

（３）债务承担

与前述为第三人提供担保类似，对于代第三人清偿债务行为的可撤销性，应区别以下四种情形加以讨论：１）在破产债务人承担了第三人的债务或者清偿了第三人的债务时，因破产债务人同时也取得了对第三人的追偿权，因此，若无其他事实，其行为本身并不构成无偿转让财产。２）在破产债务人为了向第三人转移财产而代第三人清偿债务且第三人并未丧失清偿能力的，可构成向第三人无偿转让财产，撤销的相对方是第三人。３）在债权人明知第三人丧失清偿能力且其债权本已处于无价值状态的情况下，破产债务人代第三人清偿的，属无偿转让财产，接受清偿的债权人为撤销的相对方。[11]４）还可能存在的情形是，在债务人承担债务时，第三人已丧失清偿能力且其债权人不知情。对此种情形，鉴于债权人并不知情且并无进一步审核的义务，因此撤销的相对方不应是债权人，而只能是该第三人，即如同该第三人接受债务人的赠与。不过，若第三人的债权人获得清偿的时点也处于破产临界期内且可由第三人的破产管理人根据偏颇清偿制度撤销，则在第三人向破产债务人为返还后可以撤销对债权人的清偿，进而要求其对自己为返还。

（４）债务免除

作为无偿行为的一种，债务免除具有其特殊性。[12]债务免除可直接导致权利的变动，性质上属处分行为，具有独立性和无因性，因此，撤销权人撤销的对象是该处分行为本身。该项债务免除行为被撤销后，原债之关系即行恢复。破产管理人可请求债务人的该债务人履行义务。

理论上，在债务免除中，除了撤销相对人直接从中获得的利益外，有时还可能涉及第三人。例如，破产债务人出借给甲１００万元，同时约定由乙对该债务提供保证，因为破产债务人的董事长是甲的好友，在其动议下由公司免除了甲的债务。事后破产管理人行使了撤销权，使得该债务免除行为无效。此时甲应如约还债，自不待言。问题是若甲此时已无资力，债务人可否请求乙履行保证义务？在这一交易安排中，破产债务人对乙的权利性质上从属于其对甲的主债权，主债权被免除，从权利自然亦随之消灭；同理，在该免除行为因破产撤销而宣告无效时，主债权和从权利也应一并恢复。[13]

二、无偿行为的发生时点

无偿行为减少了债务人的一般财产，削弱了债务人的清偿能力，并且相对人未支付对价，其期待利益有限。因此，各国法律大多规定了较长的撤销临界期，[14]并且在债务人或相对人主观要件上的要求也较为宽松，在特定临界期内甚至不考虑当事人的主观状态。[15]

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实务上，无偿行为发生时点的确认都颇值斟酌。例如，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形：作为买受人的债务人在签订买卖合同时，价款与标的尚处于对等的状态，而在履行时，合同约定的价格已只及标的物市场价格的一半，此时债务人的履行，是否属于“无偿”？要回答上述问题，应当从确定无偿性的时点和确定无偿转让财产行为作出的时点两个方面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