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关于印发《中国农业银行经营目标责任制考核办法》的通知
1996年4月16日，中国农业银行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行，各计划单列市分行：
为加快农业银行“两个转变”步伐，确保总行党组确定的三年实现全行财务状况根本好转的目标，总行在总结近年来实行经营目标责任制经验的基础上，对《中国农业银行经营目标责任制考核办法》进行了修订完善。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附：中国农业银行经营目标责任制考核办法
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改善和加强内部经营管理，努力提高经济效益，促进农业银行加快向国有商业银行转化的步伐，特制定本办法。
一、经营目标责任制的指导思想与基本要求
农业银行实行经营目标责任制的指导思想是：在服从国家宏观调控和严格执行国家金融政策的前提下，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和商业银行的经营模式，以业务经营为中心，以效益为目标，以优化负债结构和提高资产质量为手段，坚持实事求是，加强经营管理，强化监督检查，规范财务行为，激发和调动各级行的经营积极性，逐步建立与完善农业银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经营机制，实现向商业银行和集约化经营转变。
经营目标责任制是一项系统工程，是全行性的工作，必须在各级行行长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各项指标必须横向分解落实到各相关职能部门，纵向落实到各级行，直至个人，以真正做到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各项指标的考核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严禁弄虚作假，以真实、完整反映业务经营成果；必须打破分配上的“大锅饭”，切实贯彻责、权、利相结合和奖优罚劣原则，落实各项考核奖惩措施，以真正做到经营成果与经济利益挂钩，达到预定的经营责任制目标。
二、经营目标责任制考核、监测指标的设置
根据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方针、我国现行金融管理的要求和农业银行自身业务经营管理的特点，设置以下考核、监测指标：
（一）考核指标的设置
1．利润指标：
（1）利润；
（2）表内利息收回率。
2．费用指标：
费用额或费用率。
3．固定资产指标：
（1）固定资产净值；
（2）在建工程。
（二）监测指标的设置
1．存款监测指标；
（1）各项存款增长率；
（2）活期存款增长率；
（3）各项存款市场占有率；
（4）储蓄存款市场占有率；
（5）储蓄员人均储蓄增长率；
（6）人均储蓄增长率。
2．贷款监测指标：
（1）逾期贷款下降额；
（2）催收贷款下降额。
3．定期储蓄应付利息提取率。
4．人均创利额。
三、经营目标责任制考核、监测指标的确定
（一）考核指标的确定
1．利润指标的确定。根据总行确定的年度总体经营目标、各分、支行的业务经营规模等情况，按照盈利行保持稳步增长、亏损行三年扭亏的总体要求，确定各分、支行的利润计划。表内利润收回率根据各行经营条件，按分类管理办法确定。
2．费用指标的确定。在按适度从紧控制的要求确定全行的费用总额后，根据全行的存贷款业务量、人员各占一定比例计算出业务量、人员的平均费用，再按各分、支行的业务量、人员计划出各分、支行的费用基数。以此为基数，根据各分、支行的业务发展需要和盈亏情况进行适当调整后，确定各分、支行的费用额或费用率。
3．固定资产指标的确定。在执行国家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政策前提下，考虑各分、支行现有的固定资产实际占有情况、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以及效益情况，分别确定各分、支行的固定资产净值。在建工程按核定的固定资产净值10％确定，对已超过10％的行，原则上以在3年内予以消化的要求确定。
（二）监测指标的确定
存款和贷款监测指标由资金组织、信贷部门根据全行的总体业务发展规划、管理要求和各分、支行的实际情况，按分类管理办法确定；定期储蓄应付利息提取率、人均创利额年初不确定，年终按实际进行监测。
四、经营目标责任制的考核与奖惩
（一）经营目标责任制的考核
为保证经营目标责任制指标完成的真实性，各分、支行各项指标的实际执行结果必须逐级经过其有关监督部门的全面审核后逐级上报总行，由总行有关业务主管部门负责进行考核认定。各项考核指标完成情况，由财会部负责考核认定，其中在对利润指标的考核时，对未完成表内利息收回率而形成的虚收利息予以扣除，不作为实现利润参与考核，不得参与超额减亏的奖励。监测指标中的各项存款监测指标完成情况，由资金组织部负责考核认定；各项贷款监测指标完成情况，由信贷部负责考核认定；其他监测指标完成情况，由财会部负责考核认定。
（二）经营目标责任制的奖惩
总行根据各分、支行经营目标责任制各项考核、监测指标的实际执行结果，按以下规定进行奖惩：
1．责任津贴的奖惩。根据行员制工资管理办法，总行将各分、支行职工责任津贴的30％，按利润指标占60％，费用、固定资产指标各占20％的比例进行指标考核挂钩。凡完成或超额完成各项考核指标的，不扣减上交其挂钩考核的责任津贴；凡未完成考核指标的，全额扣减上交其按该钩考核指标计算的责任津贴。上交总行的责任津贴，总行将根据责任津贴考核挂钩比例，分别指标完成情况依率全部奖励给超额完成各项考核指标的分行。
2．费用指标的奖惩。凡超额完成利润指标的分行，可自行按实际（指扣除未完成表内利息收回率的虚收利息部分，下同）超收（减亏）额（扣除已参与固定资产指标奖励的超额部分）的2∶1增加费用（增加的费用不参与指标考核），参与费用指标奖励的超额利润专项上交总行。凡未完成利润指标的，等额扣减核定的费用指标。
3．固定资产指标的奖惩。凡超额完成利润指标的分行，可按实际超收（减亏）额（扣除已参与费用指标奖励的超额部分）的5∶1增加固定资产指标。凡自行突破固定资产指标的，按突破额的10∶1增加利润。参与固定资产指标奖惩的超额利润和自行突破固定资产指标增加的利润，专项上交总行。
4．利润（亏损）的奖惩。凡完成利润指标的盈利行，其盈利（专项上交利润除外，下同）除按55％上交总行统筹外，剩余部分暂留分行周转使用，待财政批复确定分配办法后再行分配；未完成利润指标的盈利行，其盈利除按55％上交总行统筹外，剩余部分再按未完成利润指标比例计算等额上交总行。亏损行超额完成利润指标的，按实际减亏额（指扣除未完成表内利润收回率的虚收利息后的减亏额和专项上交利润）的一定比例由总行予以补贴，用于弥补以前年度的亏损挂帐；亏损行未完成或未超额完成利润指标的亏损，由亏损行自行挂帐，用以后年度的利润归还。亏损行不参与全行的税后利润分配。
5．行长的奖惩。年度终了，总行根据各行各项考核指标的完成情况，结合各项监测指标的实际执行结果和案件情况，进行综合考核，分别指标完成好坏情况，评出受奖励和惩罚的若干分行。对受奖励分行的领导班子成员给予通报表彰和一定的奖励；对受处罚的分行领导班子成员予以通报批评。
五、附则
（一）各项经营目标责任制考核指标除因国家政策性等重大因素变化报经总行批准可予以调整外，其他情况一律不予调整。
（二）各分行应根据本办法的规定结合各自的具体情况，制定具体实施办法，并报总行备案。
（三）本办法自1996年起实施，解释权属总行，未尽事宜由总行负责修订完善。

附件：各项指标计算公式
一、考核指标计算公式
（一）利润指标：
1．利润＝帐面损益－〔利息收入×表内利息收回率（计划－实际）〕
或＝帐面损益
当〔利息收入×表内利息收回率（计划－实际）〕＜0时
利息收入－应收利息（年末余额－年初余额）
2．表内利息收回率＝－－－－－－－－－－－－－－－－－－－－－－×100％
利息收入
注：应收利息年初、年末余额指751科目年初、年末余额。
（二）费用指标：
1．费用额＝“031业务管理费”科目发生额
业务管理费
2．费用率＝－－－－－－－－－－－－－－－－－－－－－－－
营业 年末应收 年初应收 金融机构往来
－（ － ）－
收入 利息余额 利息余额 利息支出
业务管理费
或＝－－－－－－－－－－－－－－－－×100％
营业收入－金融机构往来支出
当（年末应收利息余额－年初应收利息余额）＜0时
注：营业收入包括001利息收入、002金融机构往来收入、011其他营业收入。
（三）固定资产指标：
1．固定资产净值＝固定资产－累计资产
2．在建工程＝“784在建工程”科目年末余额
二、监测指标
（一）存款指标：
本年各项存款月均余额
1．各项存款增长率＝（－－－－－－－－－－－－ －1）×100％
上年各项存款月均余额
本年各项活期存款月均余额
2．活期存款增长率＝（－－－－－－－－－－－－－－ －1）×100％
上年各项活期存款月均余额
年末本行各项存款余额
3．各项存款市场占有率＝－－－－－－－－－－－－－－－－－－－×100％
年末金额同业（或四行）各项存款总额
年末本行储蓄存款余额
4．储蓄存款市场占有率＝－－－－－－－－－－－－－－－－－－－×100％
年末金融同业（或四行）储蓄存款总额
本年储蓄存款 本年从事储蓄
÷
储蓄员人均 月均余额 专业平均人数
5． ＝〔－－－－－－－－－－－－－－－ －1〕×100％
储蓄增长率 上年储蓄存款 上年从事储蓄
÷
月均余额 专业平均人数
本年储蓄存款 当年银行正式职工
÷
人均储蓄 月均余额 及专职代办员
6． ＝〔－－－－－－－－－－－－－－－－－ －1〕×100％
增长率 上年储蓄存款 上年银行正式职工
÷
月均余额 及专职代办员
注：从事储蓄专业人员指银行正式职工从事储蓄的人员及专职储蓄代办员
（二）贷款指标：
1．逾期贷款下降额＝年末逾期贷款－年初逾期贷款
2．催收贷款下降额＝年末催收贷款－年初催收贷款
定期储蓄应付 定期储蓄利息支出
（三） ＝－－－－－－－－－－－－－－－－－－－×100％
利息提取率 各币种、各档次定期储蓄存款平均余额
损益
（四）人均创利额＝－－－－－－－－
年末人数


司法改革与律师业

邵东县人民法院 刘海涛

现代意义上的律师职业在中国的产生，并非中国社会进程的自然结果，而是缘起于清末西方殖民主义者攫取领事裁判权及在租界内设立审判机关的活动。由此而发端的中国近代律师制度之建构，作为清末变法修律活动的内容之一 ，也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用以消除列强的治外法权以重整治权的功利背景①。或许，正是这种外力催生的特点，加之律师同古代“讼师”的某些传承关系，使得我国律师业被迫背负起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历史陈债。近百年来，律师业同中国社会一道经历了战乱之苦和政治动荡，其间曲折实多。即使在今天，律师业仍显得稚嫩，律师群体的社会参与程度及其执法环境的某些堪忧之处，仍令我们对律师业的观照被涂抹了一笔沉重的意味。本文中，笔者试图以一名司法改革实践者和参予者的视角来分析律师业的一些特质及其与司法改革的某些互动关系。囿于笔者的学识，这些分析必然会显得粗浅。——并且，最初的分析也将在这些沉重的意味中展开。
一、律师业的特质
按照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规定，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通常认为，律师与法官、检察官、基层司法组织工作人员等一起组成了“法律工作者”②。但律师应当是“法律工作者”中最为独特的一个群体。因为律师的职业使命就在于通过提供法律服务，寻求有利于委托人的结果。对比法官、检察官，他具有最为明显的社会化倾向，也更加独立于国家权力。因而，笔者认为，对律师职业特质的考量并不能单纯地局限于司法领域。
1、律师是维护民权的斗士
人类社会（包括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无一例外地是在推毁或弱化君权、神权的过程中展开。对民权的尊重和保护成为这种现代化进程中必须遵循的一个基本价值准则。我们可以看到，“司法独立”这一口号在近几年之所以得到广泛认同，乃是因为国家权力③与市民权利之间在某些领域必然存在的对立——并且，这种对立仰赖相对独立于二者之间的司法权予以协调。但同样是面对司法权，作为个体的市民在其权利的主张上显然不具备相对于国家权力那样充足的人力、物力乃至知识资源。正是基于这种失衡的格局及调整这种格局的需要，现代律师制度才得以产生。因而“律师与民权的结合，不仅是私权平等意义上的结合，而且更是私权与国家公权相互制约意义上的结合”。④要求作为个体的普通公民以他们所不熟悉的法律知识与国家权力进行诉辩抗争是不可想象的，而律师的加入将极大地改善公民个体这种不利的地位。
显然，欲使律师维护民权的使命得以实现，有一个制度设计上的基本前提——司法独立——这似乎可以理解为是我们当前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甚至，这种律师维护民权使命的产生，亦是基于我们从国家一统到“国家——社会”二元构造的变化——这可以说是司法改革的深层原因。因为在国家一统的格局下，公民个体的权利并不具有正当性，而往往是可以被忽略的。
2、律师的权力具有依附性
从诉讼的角度而言，律师执业并不像法官、检察官、警察那样有一个主动的权力，他最大的特点是被动、消极，所寻求的所有权力归结为一条就是请求：请求取保候审、请求会见、请求调查、请求裁判等。对律师而言，他没有一个权力能够下一个终局性的结论，没有一个权力能够独立地改变社会。所有的请求能够得以产生作用的途径只有一个，即获得其它权力尤其是审判权的肯定。这种权力的依附性质，注定了律师职业对司法公正的依赖是最深最强的——不容否认，实现司法公正是我们当前司法改革的最终目标和评判标准。
律师权力的依附性，使得律师往往是受制于人，从而在政治资源分配中也处于不利地位。在这里并无具体的数据可供说明，但对比一下美国乃至西欧一些法治国家，我国律师对立法、国家重大决策方面的影响力之低是不容争议的事实。并且在诉讼领域，由于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司法恣意和专横，律师的影响力和交涉力也显得微弱。实践中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都往往无法获得保障⑤，即使是对裁判结果的影响，由于众多非法律因素的介入，律师以正当方式所能施加的作用也是不容乐观的。因此，很多当事人选择律师的标准并不在于该律师的业务素质，而是“与法官关系怎么样”。而在“打官司就是打关系”这一思想主导下，一名律师除了使用职业的正当资源外，往往还凭籍“个人魅力”甚至赤裸裸的钱财交易来进一步影响法官裁判。在笔者看来，律师业当前存在的大量不公平竞争，其根源即在于司法的恣意，而为消除这一不公平竞争现象所作的努力也即将归结为对司法公正的追求。
3、律师相对其他法律职业具有更明显的独立性。
对民权的忠实维护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在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领域，律师往往天然地据于国家权力的对立一方⑥，这使得律师绝对地独立于国家机构之外。司法改革以来律师职业越来越深入的社会化运动也说明了这一点。法院和法官无法脱离其在人、财、物等方面对国家权力的依赖，而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的出现及大量国办所的转制都生动地体现着律师业在人、财物等方面的分离倾向。并且，律师独立还体现在律师个体与所在事务所的相对独立上。这与当前法官裁判活动中浓郁的行政管理色彩形成鲜明的对比。
但律师的独立并不能理解为孤立。不幸的是，现在看来，律师的独立特性甚至是显得有些“超前”了。同样是“法律工作者”，律师执业所面临的“执业风险”可以说远高于检察官、法官。我国《刑法》在立法上规定了“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⑦。从该法条的实施情况来看，有不少案例属于公安司法机关滥用法律进行的错误追究。例如山西大同律师付爱勤涉嫌伪证案、辽宁朝阳律师张海妮涉嫌伪证案、湖南岳阳刘正清律师案、广西是山周建彬律师案等。这类律师执业无辜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例屡有发生，不外乎两个原因：首先是公诉方或侦查方拥有强大的国家机权力为后盾，他们作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执行职务的性质掩盖了其中基于个人利益而产生的不法动机，并且更致命的是，公诉方或侦查方所在的机构拥有强大的权力足以掌控证人，迫使证人改变对自己一方不利的证言（上述案例中这种现象极为明显）；其二，即在于对律师恣意追究责任相对而言较为简便，事前不需要协调，事后即使错误也无须承担太严厉的后果。通俗一点说，就是因为律师们“没有娘家”。
对律师执业环境的种种不容乐观之处，我们似乎无须举出大量的事例、数据来加以说明。由上文的分析可知，司法体制的落后乃至政治体制的保守，事实上成为了律师执业的极大束缚。此外，我们还应当看到，我国现有的律师数量（从人均角度而言）远低于西方国家，却在业务竞争上愈来愈显得激烈（在某些地域，律师数量甚至相对于法律服务市场需求量已显得“饱和”），其根源之一就在于司法腐败所导致的法律服务市场狭小。
二、律师是司法改革的最大受益者和最坚强支持者
如果说司法体制的科学和健全关系法官、检察官的社会地位的话，它更决定着律师的生存环境。事实上，律师业在文革后的重建及其发展——尤其是1993年以后的发展——就是得益于律师行业自身及法院刑、民、行政诉讼领域愈来愈深入的改革。同样我们也应当认识到，律师业的发展其实也就是司法进步的标态之一，并且这种发展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司法改革的进行（对司法体制落后所导致的司法不公感同身受，这使得律师成为呼吁改革、营造司法改革舆论背景的最强力声音）。我们也无法想象，如果没有律师业的快速发展，我们当前正在进行的对刑、民事诉讼对抗结构的重塑，以强化当事人举证为突破口的审判方式改革又将何以进行？⑧——在律师业发展与司法改革的相互关系上，我们再一次体会到了辩证唯物主义事物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真理性命题。
中国的司法体制改革目前正在各系统的架构下运行。法院推出审判长独任审判员选任制，检察实施了主诉检察官制，律师业也面临着大规模的国资所改制活动。但这些动作却都只是各系统对自身原有资源的局部调整，而缺乏统一的设计和协调。司法改革需要对司法权的重新整合，这有赖于整个社会的关注和参与。而西方法治先进国家的发展进程表明，法治如果说是“法官之治”更毋宁说是“律师之治”。只有律师社会地位的提高和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广泛参与，才可能真正实现人们对法治的信仰和对司法权的尊重。
三、对改革律师执业环境的几点建言
——如前文所显示的，进行一场关于司法改革的宏大叙事，颇使笔者产生力有不逮之感。因此，笔者的几点建言是从法官与律师的相互关系中切入。
1、关于法律职业制度的构建
所谓法律职业，是指“一群人从事一种有学问修养的艺术，共同发挥替公众服务的精神，虽然附带地以它谋生，但仍不失其替公众服务的宗旨”。⑨构建法律职业制度是指在同样作为法律职业者的法官、检察官、律师中，规划起共同的职业准入制度、塑造共同的学识背景、树立共同的价值评判标准和相似的职业道德体系。构建法律职业制度首先是法律活动专门化的要求，也是司法独立的直接原因。它对律师执业环境的改善尤其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共同的学识背景和职业准入制度将极大地淡化法官、检察官的官方色彩，律师将因此而获得同法官、检察对话的资源并得以影响裁判结果。而共同的价值评判标准和相似的职业道德体系将使法官、检察官的自律成为防止司法恣意的主要力量。三类职业间广泛的认同感亦将有力地减少普通公民对司法活动的误解。在这一方面，我们欣喜的看到司法考试正由原来的三家各自为政统一为一家。可以预见，司法考试将作为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对未来的法治实现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司法统一考试制度也使得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乐观期待未来律师、检察官、法官间的职业转任成为可能。
2、尊重律师的立场
同法官、检察官一样，律师也负有维护法治的责任。但律师维护法治的责任，是通过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来实现的，他的道德要求就是为被代表人争取最大的利益。因此不能要求律师在为当事人服务中像检察官那样去考虑国家利益，像法官那样去实现法律公正。正是基于律师的职业特点，律师在诉讼活动中会从尽可能有利于被代理人的角度去对法律作出解释和理解，他们的视角是单一的和单向度的。由此而形成的事实和法律认识往往会与法官不同，甚至有所冲突，应当认识到，这种冲突不但合理，而且为实现法律的正义所必须，因为只有在对立双方都获得充分的主张的情形下，正义才可能实现。实践中我们常发生一些现象，法官无端打断律师的辩论陈词——因为“本庭已经清楚”，甚至还有的法官当庭斥责律师的所谓“无理取闹”，或者对律师的陈词或主张加以道德指责，以卫道士自居——这不但将使律师尴尬，也将损害法官在当事人与律师中的形象。
当然，社会各界对律师职业特点和立场的不理解亦时有发生，著名的莫斯科三次大审判中就出现了一些极端的例子⑩。应当认识到，这不但侮辱了律师，也侮辱了整个司法制度。
最后，司法公正对于律师拓展业务空间获取权力资源的重要性前文已有所论述。恣意的司法意味着向社会反复提供不确定的规则，这首先将使律师居于无所适从的仓促境地。笔者要强调的是，法官不仅要加强职业自律以防止腐败，也要加强业务素养以保证法律得到贯彻，正义得以实现。只所以这样讲，是因为由于前些年律师资格考试的规范运作，我国律师职业群体的法学素养已在整体上超越了法官。这使得我们充分听取律师的意见以防止司法不公更显得必要。因此，作为法官，我们或许应当这样提醒自己：“我们不犯或少犯错误，并非我们拥有更高的学识，而仅仅因为我们是法官”！


①关于中国律师职业和律师制度的形成、发展，可参阅《20世纪的中国律师业》张志铭、张志越著，载于《20世纪的中国 学术与社会》（法学卷 ），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
②颇有意味的是，在《律师法》颁布以前，我们对律师最为权威的界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所表述的“律师是国家的法律工作者”——在笔者看来，前后两个概念的区别无疑应归功于司法改革的努力。
③在这里，或许用“国家行政权力”的提法更加容易为人所接受，但这样就把代表国家所行使的刑事追究权分离开来了。
④张志铭语——参见注①第383页。
⑤1999年湖南晨晖律师事务所律师廖建华要求会见犯罪嫌疑人遭到娄底市公安局看守所拒绝的事例便是其中之一。后来，廖建华律师以行政诉讼的方式通过法院确认了其会见权，这种权力实现的方式亦可作为本文的具有典型意义的例证——以上案例转引自《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研究》陈光中 中国法制出版2000年版，P33—34
⑥当然这并不包括行政诉讼中代表行政主体一方的律师。
⑦很多文章认为《刑法》第306条的这一规定反映了立法对律师的歧视和防备心理，但从裁判结果与法律工作者个人利益相联系的紧密程度上看，律师不法妨害证据的动力显然要大于其它主体。
⑧如果没有律师的介入，在当前大多数公民证据意识极弱的情况下，这种审判方式改革绝对会因过于超前而无法施行。
⑨庞德语，转引自《司法改革研究》王利明著，法律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P386。
⑩莫斯科三次大审判中，虽然有辩护人出庭，但辩护人基于斯大林“肃反”活动时期的严峻的政治压力，往往与公诉人站在同一立场来指证犯罪。这使得这种主观性的审判成为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