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人民政府


惠州市行政赔偿程序规定



第16号

《惠州市行政赔偿程序规定》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予发布。

市 长

二OO三年四月十二日

惠州市行政赔偿程序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行政赔偿工作，保证办案质量，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享有依法取得行政赔偿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下简称《国家赔偿法》）、《国家赔偿费用管理办法》以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本市所属各级行政执法机关发生的行政赔偿案件。
前款所称行政执法机关，是指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法律法规授予行政执法权的组织和受行政机关依法委托行使行政执法权的组织。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的法制工作机构、政府各部门的法制工作机构或者行政复议应诉机构是负责具体办理行政赔偿工作的机构。其主要职责是：
（一）受理并审查赔偿请求；
（二）审查被认为侵权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适当，并提出意见；
（三）对具体赔偿方式和赔偿金额提出意见；
（四）了解、研究行政赔偿工作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向同级人民政府或者本部门领导提出改进行政执法工作和赔偿工作的建议。
未设立法制工作机构和行政复议应诉机构的行政执法机关，应当指定有关的职能机构或者有关人员负责具体办理行政赔偿工作。
第四条 被依法确认为违法并给被侵权人造成损害的行政行为，被侵权人要求行政赔偿的，行政赔偿义务机关应当给予行政赔偿。违法赔偿责任的确认途径包括：
（一）经行政复议确认；
（二）经行政诉讼确认；
（三）由行政赔偿义务机关依法确认。
第五条 行政赔偿工作遵循合法、及时、准确和便民的原则。
第六条 行政赔偿义务机关的行政赔偿工作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
第七条 行政赔偿工作机构的赔偿工作人员与赔偿案件有利害关系或者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赔偿的，应当自行回避；赔偿请求人有权申请回避。
赔偿工作人员的回避，由赔偿义务机关的负责人决定。
第八条 行政赔偿费用按照财政管理体制分级负担、分级管理。
各级财政部门应当将行政赔偿费用列入年度财政预算。

第二章 行政赔偿申请的受理

第九条 行政赔偿请求人要求行政赔偿的，应当依照《国家赔偿法》第十二条的规定递交行政赔偿申请书，或者口头提出申请，由行政赔偿义务机关记入笔录。
第十条 行政赔偿申请的受理机关：
（一）赔偿请求人单独提出行政赔偿请求的，由赔偿义务机关受理。其中赔偿义务机关为两个以上的，赔偿请求人可以向共同赔偿义务机关中任何一个机关要求赔偿，并由该赔偿义务机关受理。
行政赔偿义务机关的确定，依照《国家赔偿法》第七条的规定。
（二）申请行政复议时一并提出赔偿请求的，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规定，由有管辖权的行政复议机关受理。
第十一条 行政赔偿义务机关受理行政赔偿请求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赔偿请求事项属行政赔偿范围；
（二）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符合法定条件；
（三）赔偿请求在法定时效内提出；
（四）未在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赔偿请求；
（五）赔偿请求属于本机关受理范围。
第十二条 行政赔偿义务机关应当自收到行政赔偿申请书之日起7日内，对行政赔偿申请分别作出以下处理：
（一）赔偿申请符合受理条件的，经赔偿义务机关负责人批准，予以立案，并填写行政赔偿申请受理通知书，送达赔偿请求人。
（二）赔偿申请不符合受理条件的，经赔偿义务机关负责人审批后，填写行政赔偿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送达赔偿请求人。
（三）赔偿申请书不符合《国家赔偿法》第十二条规定内容的，退回赔偿请求人限期补正并注明补正的内容；逾期未补正的，视为未申请。
（四）不属于本机关赔偿的，应当告知赔偿请求人向负有赔偿义务的机关提出；已受理的，撤销受理决定，并送达赔偿请求人。

第三章 行政赔偿案件的审查与决定

第十三条 行政赔偿案件受理后，赔偿工作机构应当及时对案件进行审查，并查明以下事项：
（一）损害是否属于本行政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造成；
（二）侵权起止时间和造成损害的程度；
（三）是否符合《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四条规定的行政赔偿范围；
（四）是否属于《国家赔偿法》第五条规定的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
对行政赔偿案件进行审查后，认为证据材料不足或者不能证明有关赔偿事实的，可以要求赔偿请求人或者有关部门补充证据材料，也可以自行调查收集。
具体负责案件调查、审查的行政赔偿工作人员不得少于两人。
第十四条 对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应当提供或者由赔偿工作机构收集公民被羁押、释放的法律文书或者其他有关证据，然后按照《国家赔偿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确定赔偿金额。
第十五条 对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的行政赔偿请求，在赔偿请求人提供或者由赔偿工作机构收集下列证据的基础上，按照《国家赔偿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确定赔偿金额：
（一）法医鉴定或者由符合法定条件的医疗单位出具的医疗证明（包括住院证明、身体伤害证明、休息单等证明）；
（二）符合法定条件的医疗费用票据；
（三）法定机构出具的丧失劳动能力的鉴定书；
（四）法定机关出具的死亡证明；
（五）全部丧失劳动能力或者死亡的，其抚养的未成年人以及其他无劳动能力人的有关证明；
（六）其他有关证据。
第十六条 对侵犯财产权的行政赔偿案件，在赔偿请求人提供或者由赔偿工作机构收集下列证据的基础上，按照《国家赔偿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确定赔偿方式、金额：
（一）侵犯财产的基本情况；
（二）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征收财物、摊派费用以及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法律文书、单据或者其他凭证；
（三）已损坏、灭失、变卖的财产价格证明等有关证据；
（四）停产、停业期间必要的经常性费用开支凭证或者证明；
（五）其他有关直接经济损失的证据。
第十七条 对行政赔偿案件审查后，赔偿工作机构应当提出赔偿或者不予赔偿的意见，报赔偿义务机关负责人审批。提出赔偿意见的应当同时拟定赔偿方案。
赔偿义务机关认为需要赔偿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依法与赔偿请求人就赔偿方式、金额进行协商。
第十八条 行政赔偿义务机关决定予以赔偿的，应当及时制作《行政赔偿决定书》，送达赔偿请求人。
行政赔偿义务机关决定不予赔偿的，应当及时制作《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送达赔偿请求人。
《行政赔偿决定书》和《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由赔偿义务机关的行政首长签署，加盖赔偿义务机关印章。
第十九条 两个以上共同赔偿义务机关对赔偿责任的分担有异议的，应当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共同赔偿义务机关的共同上一级机关处理。
第二十条 对受理的行政赔偿案件，赔偿义务机关应当自收到赔偿申请之日起2个月内作出赔偿或者不予赔偿的决定。
第二十一条 行政赔偿案件结案后，赔偿义务机关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的，应当将行政赔偿决定书或者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和有关材料在结案之日起15日内报同级人民政府备案；赔偿义务机关为人民政府的，应当将行政赔偿决定书或者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和有关材料在结案之日起15日内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
第二十二条 行政执法机关一经发现行使职权的行为违法，应当主动予以纠正，对被侵权人造成损害的，应当同时告知被侵权人可以在2年内提出赔偿请求。
第二十三条 单独提出行政赔偿请求的，赔偿请求人对赔偿义务机关逾期不予赔偿或者对行政赔偿申请不予受理，或者对行政赔偿决定、不予赔偿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期限届满之日起3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二十四条 行政赔偿请求人在申请行政复议时一并提出赔偿请求的，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规定的期间内，就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适当性，以及是否赔偿、赔偿数额和赔偿方式等，一并作出决定。
申请人不服复议决定的，可以自收到复议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四章 行政赔偿义务的履行

第二十五条 对已生效的行政赔偿决定，赔偿义务机关应当及时履行赔偿义务。
对赔偿请求人单独提出赔偿请求所作的赔偿，应当在收到赔偿之日起2个月内做出决定并履行完毕。
行政复议决定一并作出赔偿决定的，应当与行政复议决定一并履行。
第二十六条 行政赔偿义务机关应当依照《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赔偿方式，凭生效的行政赔偿决定履行行政赔偿义务。
行政赔偿义务机关造成受害人名誉权、荣誉权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
第二十七条 行政赔偿义务机关因法定事由无法按时履行或者赔偿请求人同意延期履行赔偿决定的，可以延期履行。
第二十八条 行政赔偿义务机关履行赔偿义务后，应当及时向本级财政部门申请核拨行政赔偿费用。财政部门应当依法核拨。



第五章 行政追偿

第二十九条 行政赔偿义务机关赔偿损失后，应当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行政赔偿的工作人员或者受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追偿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具体追偿标准应当视其情节轻重、危害后果及其实际履行能力，由赔偿义务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
被追偿人一次性缴清赔偿费用确有困难的，可以向赔偿义务机关主要负责人提出分期缴款的书面申请，经批准后履行。
第三十条 被追偿的工作人员或者受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对追偿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作出追偿决定的机关或者上一级机关提出申诉。作出追偿决定的机关或者上一级机关经复查后，应当书面作出维持、变更或者撤销原追偿决定的决定。
第三十一条 行政赔偿义务机关对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行政赔偿的工作人员或者受委托的个人，可以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者提请有关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财政部门在审核行政赔偿义务机关要求核拨行政赔偿费用或者要求返还已经上交财政的财产的申请时，发现该赔偿义务机关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行政赔偿的，应当提请同级人民政府责令该赔偿义务机关自行承担部分赔偿费用；发现该赔偿义务机关超出《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范围、标准作出赔偿的，应当提请同级人民政府予以纠正。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对人民法院审理的行政赔偿诉讼案件，由赔偿义务机关的赔偿工作机构负责具体事务。
第三十四条 行政赔偿义务机关送达有关法律文书的，应当使用《送达回证》。
第三十五条 本规定自2003年5月1日起施行。



市民社会和谐观
——“和谐”纵横谈
杨青贵

2005年3月召开的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温家保总理审时度势地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之目标，为中国之持久稳定与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早在十八世纪，黑格尔就据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提出了 “市民社会”之说，而马克思则将整个社会划分为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两大领域，前者是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是以商品经济发展为条件的，“自然状态”和政治领域的，由普通“人格人”组成的私人领域和文明社会。作为该社会最基本构成要素，市民以自由、平等、效益和安全为根本价值取向，并为之执着追求、坚定不移。而市民亦是服从感性的和个性冲动，在不可控制的冲动和欲望诱惑下，也是有可能作出社会所不容许的行为。我们反对此类行为，并积极主张次序压倒无序，以构建和达到社会和谐状态。而社会之和谐则为根本价值之基础和目标。有之则有利于市民根本价值之满足，更有利于社会稳定和持久发展；反之，市民社会将走向分崩瓦解之绝境，更勿论市民之正义追求和境况如何。政治社会以公权力为依托，核心表现为正义法律，体现权力的服从关系。在市民社会角度，公权力应主要体现在矫正正义方面，以正义方式制定和实施的法律来矫正不和谐的市民行为。维护和谐社会这一块净土。从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标准，即基尼系数：“按照国际惯例，通常把０．４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基尼系数在０．２以下，表示居民之间收入分配‘高度平均’，在０．３～０．４之间为‘比较合理’，０．４～０．６为‘差距偏大’，０．６以上为‘高度不平均’”。且“据国家税务部门测算，目前我国基尼系数已达到０．３９，接近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来至和讯网 (2003-01-29)）。2005年“和谐社会”的提出与时俱进，既反映了中国当代社会长期以来所积累的社会矛盾，正确反映和解决我国现阶段的突出问题，又抑制和矫正了市民社会个性冲动与极端欲望，更为今后的持续和平和稳定发展指明了新的出路。从市民社会的角度观察，作为提倡并发展“市民社会“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中国在发展道路上又一重大进步，更是市民社会法治进步的重要标志，体现了以法律辅助矫正反次序、不正义行径的有效性。毕竟法律既是增进自由的一种重要力量，也同时是限定绝对自由的有效工具。
在著名的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看来：“一个人应当做他的能力使他所处的生活地位中的工作”，这才是符合正义和次序的正义和自由。各个等级之间必须各司其职，禁止相互之间侵害的可能性，从而得到维护相对和谐稳定的自由社会状态的可能性。从这一点上，我们也不妨认其为一定意义上之和谐。这办法至少也尽量减少了各等级之间及等级内部造成冲突的可能性吧！也体现“一个人的自由是以另一个人的自由为界限”（雨果：《九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95页）之基本要求。自由是人理应出生取得的，是人类生来本应享受和不可剥夺的一项自然和基本的普遍性，其源于市民的自由理性冲动和人性，主要体现为基本自由，即：自由平等权、对社会的追求自由、对市民社会效益的追求等多方面。“任何人生来都渴望自由，痛恨奴役状况。”（朱利叶.凯撒）要求自由的愿望又是人类根生缔固的一种欲望就连渴望随心所欲的小孩都懂。因此，为了达到自由之神圣目的，市民定然积极追求，“矢志不虞”，更无所畏惧，不惜取任何手段，其结果，定然会造成道德的沦陷，甚至社会稳定环境的破坏，社会正义次序难以维系，更别提其他市民社会成员之正义满足问题了。如果对自由不加限制，那么任何人都会成为滥用自由的潜在受害者。即此，市民社会必须坚持将“和谐”作为保障自由的前提和基础，严格限制市民所谓的自由活动，把握好社会的维度，决不能将自由视为一种人的“自由权利”。随社会向市民型社会转变，成员对自由价值内容和实质性追求越来越进步，这在西方国家的历史发展中不就是一个好的体现吗？只有在市民中树立”和谐观”，建立“社会和谐保障体系”，才能尽量减少成员间相互侵害的可能性，使各位成员拥有追求自由之普遍可能性，最终以更大程度地满足绝大多数市民之自由神圣价值的要求。这不仅需要以成员和市民社会自我约束调节为主，也需要一定程度上辅用政治社会之公权力，更需要两者发挥综合作用，以构建外部保障体系，最终构成社会之“和谐状态”。
作为私人领域的市民社会形态，主要是由作为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参与者—市民，即“人格人”，按照一定的宗旨，构建形成的稳定社会状态。法律可以是增强个人与个人和群体与群体平等方面发挥效用。从市民社会调整的法律法律角度看，民法发挥了重大的效力。其主要是靠基本原则予以发挥的，而历史上无论哪部有贡献力的民法典都是把“平等”写入了基本原则内的，且在实践中严格要求贯彻执行。平等乃是具有多种不同含义的多形概念，具体体现在民法规定的平等上，涉及机会平等、法律待遇平等和市民基本需要平等。其主要要求成员间进入民事领域的机会参与平等，而不仅实质意义上的平等、结果平等。只有在普遍意义上达到了两者综合平等，才能够平衡参与者间权利，相同的人和相同的情形必须获得相同或至少相似的待遇，不能将性别、宗教、民族背景、文化底蕴和意识形态信仰等因素作为限制市民平等的“依据”，当然也不能将行为能力的划分问题考虑在内。给予相应平衡的对待，才能为市民追求自我、实现自我价值最大化提供互动平台。从整体来讲，这就减少社会不公的可能性，尽量避免和减少了相互间的摩擦，可想而知，最终的结果肯定是进一步达到了社会的和谐了。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规则（主要指形成和谐状态的方式），就没有平等。因此，可以讲，在一定程度上和谐是平等原则的最终归宿和目标。为此，我们在驾御市民社会时应把准和谐准则，尽可能用长远的眼光处理市民社会的不平等问题。我认为有条件的话可以将“和谐原则”作为民法公序良俗原则的兜底原则，以作为问题最后的评价和解决标准。正所谓有了“目的”才可能有“标准问题”嘛！一定程度上发挥公权力的干预作用，凡是法律视为相同的人，都应以法律确定的方式来对待[justice new york,1967],但须严格禁止立法者在其立法中进行不合理的分类。对于市民社会来讲，应在立法中承认的权利（包括基本权利），我们允许其提供形式机会，而非实际机会。最终，应以市民基本需求的平等来补充基本权利的平等，实现形式与实质的双赢。
"自然把人类置于两个之上的主人--苦与乐--的统治之下"。康德说："我把道德感原则也算做幸福情感，因为任何一种实践上的关切，都通过事物所提供的满足而增加人的舒适，不管这种关切是直接的不计利得还是考虑到利得而发的”（时间：2004-4-4 21:39:17 来源：政法人网站 作者：陈晓平）.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人们有将个人满足作为道德情感和理性追求的倾向，只要是利益就有人为之倾倒，为之不择手段，难道任何人都会大公无私，奉献他人和社会吗？如果没有任何条件加以限制，他们也会“把道德感原则也算做幸福情感”，加以追逐，不计利得还是利失，其结果必然可想而知 。作为以平等、自由等为宗旨的市民社会来讲，利益追求的极端化必然成为利益追求的死敌，市民社会必须严格限制追求利益极端化的野蛮行径，维护社会的良好次序，保证社会平稳有序地向前持续发展。上述利益问题是造成现象的基本原因，要解决它就要处理好核心内容—和谐问题。只有在最广大市民中树立和谐观，使之形成朴素的和谐道德精神，并使之坚持以从事任何相关工作。我们还应教导市民为了他人的利益而依自我约束方式以调和自我利益，引导人们注重他人，增强安全意识我想这样来，市民们还会尽力追逐个人私利而不考虑其他人的因素吗？必须严格将“和谐观”作为市民追求利益（效益）的前提和基础。正如霍布斯“人民的安全乃是至高无上的法律”，将安全作为客观事实的最高权威，以有效规范市民社会之行为 ，实现个人努力与社会努力之间和谐的积极互动关系。
《资本论》认为，只要有100%的利益，将有人甘冒生命危险；有200%的利益，有人就会践踏一切。作为主张保护私人领域的市民社会来说，安全是社会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只有在尽可能充分的安全保障下，才能够给予市民追求其它社会之正义价值尽可能提供可能性。安全具有两面性一种是作为合理的稳定生活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一味强调安全，还会导致衰退。我们在追求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最大化的同时，应以安全为己任，在有效限制消极影响的同时，加强对安全的保护。市民社会主要从两个方面加以保护：一方面，其保护“有赖于其构成成员的个人行为之合理性”（《中国民法学》法律出版社，李开国、张玉敏主编）。成员个人自由的合理性必须注重保护好他人的正义要求。亦即“一个人的自由是以另一个人的自由为界”（雨果《九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195页）。严格限制任何一方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以剥夺他方利益为代价，以达到最普遍意义上平等，从而保障双方利益的互动实现，以从市民间角度，达到安全社会状态，维护社会和谐持续地发展。另一方面，充分发挥政治国家的外部强制保障，以公权力排除市民间相互侵害的可能性，并依靠强制作用震慑不正义之市民和国家非法侵害行为，但需严格限制它的权力，以达到制衡的目的，使之严格按照市民社会发展要求，最终从外部维护此私域安全，而非不当侵害。因此，以上两方面之安全状态形成过程可看出：通过发挥内外两方面的有效作用在市民社会中树立和谐社会安全观、建立“和谐保障体系”，对于市民安全价值之追求确实是可行的且应实际落实执行。不妨大胆设想，我们将“和谐原则”作为民法原则兜底的兜底，并在调整民事法律关系中，以之作为最后的保障，建立法律安全，坚决维护重大的需求和利益，平衡社会多形价值和利益，实现社会的共赢。值得探讨。
正是由于和谐的存在及作用发挥，再有社会自立与公权力的协调和控制，才有了市民社会之自由、平等、效益和安全价值之综合效应。更不难理解“构建和谐社会”方案的及时提出与新型市民社会之发展要求，与中国发展市民社会国家和法治建设之要求这一目的。
其实，我也并不排除共权力读建立和维护市民社会和谐状态的有益作用。据博登海沫看来，次序与正义密切关联。只有两者相互结合才能发挥更大的综合作用。而这种综合体形成的必然结果是法律，不管是以社会自力为主，还是以公权力为辅助手段。设想如果没有规则就会使一切市民之正义价值不复存在。规则管理人际关系，本身也可自动提供某种预防性统治形式的措施，亦即保障社会次序的正义法律并不能对正常市民社会次序产生不良影响，反而能维护市民社会之自由、平等、效益和安全之根本价值。即然如斯，我们何以不用维护社会次序的正义的法律方法来达到法治之和谐要求吗？如果能把握好正义与次序、法律与正义这两对关系。我认为以法律手段调整市民社会和谐引起的或“和谐”原则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是确实可行的，那些出现过的或现正使用的著名《民法典》不正发挥有效功用吗？虽然以市民社会自我调节为主、法律手段调整为辅仍有许多弊端确实存在，值得商榷！但是仍值得使用吧！至少我认为。

2005年4月1日
于西南政法大学经济贸易法04级7班

主要参考书目：
《法理学 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 博登海默著 邓正来译
《中国民法学》 李开国、张玉敏主编 法律出版社
《民法总论》 王择建著
主要文库：
西政学子文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