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诉讼时效制度的几个问题/王晶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22 21:3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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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诉讼时效制度的几个问题
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力即丧失请求法院保护其民事权利的法律制度。规定诉讼时效的目的在于督促债权人积极主张权利，保持民事流转关系的稳定性。在民事诉讼中，债务人常以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为由对抗债权人的权利主张，诉讼时效问题成为案件的争议焦点，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是决定诉讼双方当事人胜诉或败诉的关键问题。我国把诉讼时效制度纳入实体法范畴，有关诉讼时效的规定散见于《民法通则》及相关实体法中，《民法通则》对诉讼时效制度规定得比较笼统、抽象，缺乏可操作性，司法实践中对有关诉讼时效问题存在一些争议，人民法院在具体审理案件时对涉及诉讼时效制度理论缺乏统一认识。下面笔者拟对实践中有争议的几个问题进行探讨。
一、 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
我国《民法通则》及其他法律都规定诉讼时效从权利人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人民法院在适用“知道”或“应当知道”认定诉讼时效期间起算时有很大随意性，智者认为，应根据债权人权利性质，决定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的时间。在因侵权之债、无因管理之债、不当得利之债等引起的纠纷中一般应以债权人知道其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诉讼时效期间。这是因为上述纠纷中债权人的权利是基于不确定的某一事件的发生而取得的，在侵害事实发生后债权人不可能马上得知自己的权利被侵害，或者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却不知道具体的债务人，此时债权人无法主张自己的权利，人民法院不宜推定债权人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而确定诉讼时效期间的起始时间。实践中当债务人以诉讼时效为抗辩理由时，债权人应负有证明何时知道侵害事实发生及谁为债务人的举证责任，债务人也有权举出反证，证明债权人在某个时间已知侵害事实及确定的债务人，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确定债权人知道侵害事实及债务人的时间。
在因合同之债而产生的纠纷中，债权人的权利是基于合同而取得，当债务人不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时。债权人不能获得预期权利能够即时知道其权利被侵害，所以在因合同之债而产生的纠纷中可以推断在合同约定的义务期限届满时债权人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而不必查明债权人是否知道其权利被侵害。对于没有约定履行期的合同之债，诉讼时效期间应当从债权人主张权利而债务人拒不履行义务时开始计算。
二、 诉讼时效的中断事由
按《民法通则》第140条的规定，债权人提出要求是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一个法定理由。债权人向谁提出要求能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法律没有作明文规定，有人认为债权人必须直接向债务人提出债权请求才能认定中断诉讼时效；也有人认为债权人向与债务人有关的第三人或有关单位提出债权请求也能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笔者基本同意后一种观点。债权人主张权利当然应直接向债权人提出请求，但在某些情形下，债权人向债务人提出权利请求有困难，或向第三人提出请求也能起到主张权利的效果，此时债权人虽不直接向债务人主张权利，但也能达到督促债务人履行义务的目的，笔者认为对于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的范围应有所限制。根据民事活动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债权人向下列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主张权利可以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一是债务人的代理人，包括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或委托代理人；二是债务人财产的保管人；三是为债务人所负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四是与债务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其他债务人；五是有关单位，对于有关单位的范围应限制在有权处理或调解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纠纷的民间组织或行政机关。
三、 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后，债务人单方承诺履行债务的，诉讼时效能否另行起算
对这一问题，一种观点认为不能另行起算诉讼时效，理由是：法律仅规定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债务人实际履行义务后不能以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为由反悔。债务人出具履行义务的承诺书或计划书并非实际履行义务，因此债务人可以债权人的权利主张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为由反悔原承诺。另一种观点认为可以另行起算诉讼时效期间，理由是：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并不导致债权人实体权利的消灭，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后债权人的权利仍存在，债务人单方出据履行义务的承诺书或计划书是债务人愿意履行义务的真实意思表示，是一种有效的民事行为。从贯彻民事活动的诚信原则，保障债权人利益的角度出发，可以债务人出具承诺书、计划书之日起另行计算诉讼时效期间，承诺书或计划书定有履行期限的，可以从期限届满之日起另行起算诉讼时效期间。笔者同意后一种观点，后一种观点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做出的法复[1997]4号批复的司法解释精神。该批复指出：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当事人双方就原债务达成还款协议的，应当依法予以保护。此批复强调保护合法的借贷关系，对于除借贷关系外的其他民事法律关系也应依法保护。
总之，诉讼时效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在处理这类问题适应把握好国家设立诉讼时效制度的立法本意，在有关诉讼时效制度的规定尚不完备的情况下既要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利又要维持一定民事关系的正常流转，结合具体案情作出公平合理的处理。
作者：湖北楚风德浩律师事务所 王晶
原载于《武汉司法》1999年第1期第21页
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力即丧失请求法院保护其民事权利的法律制度。规定诉讼时效的目的在于督促债权人积极主张权利，保持民事流转关系的稳定性。在民事诉讼中，债务人常以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为由对抗债权人的权利主张，诉讼时效问题成为案件的争议焦点，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是决定诉讼双方当事人胜诉或败诉的关键问题。我国把诉讼时效制度纳入实体法范畴，有关诉讼时效的规定散见于《民法通则》及相关实体法中，《民法通则》对诉讼时效制度规定得比较笼统、抽象，缺乏可操作性，司法实践中对有关诉讼时效问题存在一些争议，人民法院在具体审理案件时对涉及诉讼时效制度理论缺乏统一认识。下面笔者拟对实践中有争议的几个问题进行探讨。
一、 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
我国《民法通则》及其他法律都规定诉讼时效从权利人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人民法院在适用“知道”或“应当知道”认定诉讼时效期间起算时有很大随意性，智者认为，应根据债权人权利性质，决定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的时间。在因侵权之债、无因管理之债、不当得利之债等引起的纠纷中一般应以债权人知道其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诉讼时效期间。这是因为上述纠纷中债权人的权利是基于不确定的某一事件的发生而取得的，在侵害事实发生后债权人不可能马上得知自己的权利被侵害，或者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却不知道具体的债务人，此时债权人无法主张自己的权利，人民法院不宜推定债权人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而确定诉讼时效期间的起始时间。实践中当债务人以诉讼时效为抗辩理由时，债权人应负有证明何时知道侵害事实发生及谁为债务人的举证责任，债务人也有权举出反证，证明债权人在某个时间已知侵害事实及确定的债务人，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确定债权人知道侵害事实及债务人的时间。
在因合同之债而产生的纠纷中，债权人的权利是基于合同而取得，当债务人不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时。债权人不能获得预期权利能够即时知道其权利被侵害，所以在因合同之债而产生的纠纷中可以推断在合同约定的义务期限届满时债权人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而不必查明债权人是否知道其权利被侵害。对于没有约定履行期的合同之债，诉讼时效期间应当从债权人主张权利而债务人拒不履行义务时开始计算。
二、 诉讼时效的中断事由
按《民法通则》第140条的规定，债权人提出要求是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一个法定理由。债权人向谁提出要求能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法律没有作明文规定，有人认为债权人必须直接向债务人提出债权请求才能认定中断诉讼时效；也有人认为债权人向与债务人有关的第三人或有关单位提出债权请求也能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笔者基本同意后一种观点。债权人主张权利当然应直接向债权人提出请求，但在某些情形下，债权人向债务人提出权利请求有困难，或向第三人提出请求也能起到主张权利的效果，此时债权人虽不直接向债务人主张权利，但也能达到督促债务人履行义务的目的，笔者认为对于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的范围应有所限制。根据民事活动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债权人向下列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主张权利可以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一是债务人的代理人，包括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或委托代理人；二是债务人财产的保管人；三是为债务人所负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四是与债务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其他债务人；五是有关单位，对于有关单位的范围应限制在有权处理或调解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纠纷的民间组织或行政机关。
三、 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后，债务人单方承诺履行债务的，诉讼时效能否另行起算
对这一问题，一种观点认为不能另行起算诉讼时效，理由是：法律仅规定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债务人实际履行义务后不能以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为由反悔。债务人出具履行义务的承诺书或计划书并非实际履行义务，因此债务人可以债权人的权利主张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为由反悔原承诺。另一种观点认为可以另行起算诉讼时效期间，理由是：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并不导致债权人实体权利的消灭，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后债权人的权利仍存在，债务人单方出据履行义务的承诺书或计划书是债务人愿意履行义务的真实意思表示，是一种有效的民事行为。从贯彻民事活动的诚信原则，保障债权人利益的角度出发，可以债务人出具承诺书、计划书之日起另行计算诉讼时效期间，承诺书或计划书定有履行期限的，可以从期限届满之日起另行起算诉讼时效期间。笔者同意后一种观点，后一种观点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做出的法复[1997]4号批复的司法解释精神。该批复指出：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当事人双方就原债务达成还款协议的，应当依法予以保护。此批复强调保护合法的借贷关系，对于除借贷关系外的其他民事法律关系也应依法保护。
总之，诉讼时效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在处理这类问题适应把握好国家设立诉讼时效制度的立法本意，在有关诉讼时效制度的规定尚不完备的情况下既要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利又要维持一定民事关系的正常流转，结合具体案情作出公平合理的处理。
作者：湖北楚风德浩律师事务所 王晶
原载于《武汉司法》1999年第1期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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