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人民法院在裁判文书改革上作了大量的探索，使裁判文书的形式更加合理、规范，认证更加完善，质量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随着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和审判事业的发展，以及人民群众法制意识的整体提高和审判方式改革的不断深入，传统的裁判文书模式显露出来的不足及缺陷已经影响了司法公正的进程。加快裁判文书的改革步伐，提高裁判文书质量，使裁判文书成为向社会公众展示司法公正形象的载体，进行法制教育的生动教材，成为当前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一、裁判文书制作与司法公正的内在联系

司法公正是指司法机关在处理各类案件的过程中，既能运用体现公正原则的实体规范确认和分配具体的权利义务，又能使这种确认与分配的过程及方式体现公平。它应体现裁判的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裁判文书是行使审判权最终形成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其作用在于表明裁判结果，代表国家对当事人的争议给出结论性意见。作为司法公正的最终载体，为了表明裁判结果不是基于主观臆断、强权而作出的，它必须体现裁判在程序和内容上的公开、公平、公正。裁判文书及制作与司法公正二者密切相连，后者是前者的目的，前者是后者的重要内容。

（一）裁判文书应该体现司法公正。裁判文书不只是审判过程和裁判结果的书面反映，更重要的是表明法官在审理该案时审判权运用的是否公正。诉讼双方利益是否得到合法、充分的保护与尊重；审判权的行使是否合乎司法公正的要求，并充分体现司法公正都应当在一份裁判文书中得到体现。我们在裁判文书制作中谈论较多的证据规则、判决理由等，其实都是对裁判文书中司法公正的关注。毋庸置疑，让裁判文书最大限度地体现司法公正是我们审判方式改革的必然要求。

（二）裁判文书改革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裁判文书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将裁判理由、适用法律、裁判结果公开，提高裁判文书的透明度。将裁判理由自觉置于社会的监督下，从制度上杜绝了偏袒和枉法裁判的可能性，为少数法官徇私枉法设置了第一道屏障，更有利于裁判公正和司法廉洁。

（三）裁判文书改革能够使裁判文书体现司法公正。按照唯物主义观点，只要法官能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由表及里，去伪存真，对事物有一个正确的认定，就一定能将事实的真相客观、真实地反映在裁判文书中，而裁判文书的改革方向正在于此。公正与效率是新时期人民法院工作的主题，也是审判方式改革的根本方向。只要法官的整体素质得到提高，并以严密的思维活动做基础，根据客观事实及证据，本着“以物观物”的态度，按照法律逻辑的分析原则进行分析、说理，而不是以自我为基础，主观地去解释“非我”的案件客观事实，就一定能够最大限度地体现司法公正。

二、目前裁判文书中妨碍实现司法公正的主要问题

传统的实事求是思想指导下构建的审判模式一般重实体、轻程序，以追求客观上的真实为己任，具有浓厚的职权主义色彩，人民法院在审判活动中也始终居于主动地位。反映在概括审判全过程的裁判文书中，便具有审判机关以自我为中心的特点。而对当事人在诉讼中作用的轻视和对司法的程序性要求的忽视，必然导致审判在事实上的不公平、不透明，对案件事实和客观真实性的追求失去了程序正当和证据规则的指导，很容易演变为法官在调查取证上的主观随意。而裁判文书作为审判文书的终结性记载，其反映出来的司法理念也是令人失望的。细究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事实部分简单，部分事实过于简化。

（二）认证不明确，缺乏对证据必要的分析，说理不够充分。

（三）引用法律不缜密，不具体。

三、按照司法公正的要求制作裁判文书

要使裁判文书真正体现司法公正，从根本上说，要提高法官素质，从而达到提高裁判文书质量的目的。制作裁判文书，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叙述事实要真实全面。审判要摆事实，讲道理，并处理好事实认证部分与说理部分的关系。要对整个事实进行真实全面的叙述，从而保证说理部分的必然性、最终判决的正确性和可靠性。

（二）规范裁判文书中的认证。法官查明事实的过程，也就是审查认定证据的过程。裁判文书应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作出描述，对证据的审查结论即采信或不采信的理由作出说明，最后说明法院通过审查证据后认定的事实，使认定事实的过程在裁判文书中得到体现，增强裁判文书的说服力。要通过证据采信过程的公开，体现法律文书形式上的公正。

（三）增强裁判文书的说理性。

一是要针对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的诉讼请求及抗辩理由说理，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应说明哪些合理，哪些不合理，为什么合理或不合理；

二是要加强法律逻辑分析和推理，按照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要求，达到对事实本质的认识，要运用分析、推理、归纳等多种认识手段；

三是既要正确引用法律条文，也要对法律的适用作出解释。社会生活变动不定，案件事实千差万别，而法律则有原则性、稳定性的特点，法律的适用过程，实际上是法官对法律加以解释的过程，通过解释使原则性的法律条文与实际的案件事实之间产生一种必然的、直观的联系，让引用的条文与案件事实衔接起来。

总之，司法文书不同于一般文章，它有公文的性质，又有自身特点和格式。一篇好的裁判文书，应是一篇叙述客观的记叙文，也是一篇论点鲜明、论据充分的议论文，更应是一篇正确解释条文原意，正确运用法律的说明文。

（作者单位：河南省罗山县人民法院）


新闻背景：《南方都市报》２００３年４月２５日报道了一起严重的人身伤害案件，２７岁的中国公民孙志刚，于３月１７日被广州黄村街派出所以没有办理暂住证为由收容，其后三天他还历经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和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最后于２００３年３月２０日１０点２５分不幸去世。救治站说孙志刚死于心脏病突发，而孙志刚的父亲委托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法医鉴定中心４月１８日所作的鉴定则表明“综合分析，孙志刚符合大面积软组织损伤致创伤性休克死亡”—－孙志刚是被打死的！经媒体揭露此事后，至5月12日止，公安机关先后抓获李文星、李海英、张明君、李龙生、周利伟、何加洪、洪权才、韦延良共8名涉嫌殴打孙志刚的犯罪嫌疑人；涉嫌指使殴打孙志刚的救治站护工乔艳清、吕鹏、乔志军、胡金艳、刘全有也已抓捕归案。同时，检察机关已对涉嫌渎职犯罪的有关人员立案侦查。目前，收容救治站的负责人、当晚值班医生彭红军和当晚值班护士曾伟林已被逮捕，天河区公安分局黄村街派出所民警李耀辉等已被刑事拘留 。像孙志刚之死这样的惨剧，在中国恐怕已经不是一起两起了。早在两年前的２０００年７月２８日，事发地点还是在广州，《中国青年报》和《南方周末》在报道时间上只差两天，就报道过那起令人发指的苏萍被轮奸案，受害人苏萍也是被警察作为所谓“盲流”收容。２００２年５月２３日《南方周末》的报道《“教授嫖娼致死案”疑云》的程树良之死，警察以嫖娼为由非法限制一位回乡奔丧的教授程树良的人身自由，随之不明不白的死亡。而就在上个月的２００３年３月１０日媒体再次惊暴一位叫黄秋香的女孩，在湘潭被警察以卖淫为由收容毒打，因为投诉而被再度拘留。



保护公民权利呼唤治安法院

杨涛

在一个法治国家，保护公民权利和限制公权的滥用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由一个中立无偏的机构对公权的行使进行及时迅速有效的审查，这种审查不仅是事后的,而且是事中进行。＜＜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1款规定：“所有的人在法庭和裁判面前一律平等。在判定对任何人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或确定他在一件诉讼案件中的权利和义务时，人人有资格由一个依法设立的、合格的、独立的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和公开的审讯……。”

在我国，公权的行使却是随心所欲，缺乏应有的制约与监督。在行政公权领域特别是警察权的行使，在涉及限制乃至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上，由行政机关自行决定，无任何中立无偏的机构介入，行政拘留、劳动教养、强制戒毒乃至某些地方的收容遣送等等行政措施上存在太多的暗箱操作，公民的涉案无法得以公正和公开的处理，在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受到侵犯时也根本无法及时求援，最多在事后求救于行政诉讼。于是乎，在此过程上随意剥夺公民人身权利、殴打乃至草菅人命事件不时入耳，成为当今社会的痼疾。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司法公权的行使上，刑事拘留由公安机关自行决定，而且最长达到37天，检察机关对自行侦查的案件可以自行决定刑事拘留、逮捕，都无须中立无偏的机构审查，于是乎超期羁押、滥用强制措施也是屡见不鲜。虽然我国对行政公权、司法公权的滥用作了一些事后救济的规定，且不说这些救济是否有力，就是得以救济，人的自由、健康乃至生命的侵犯是事后无法予以弥补的。
然而，我们看到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西方法治发达的国家，公权的滥用特别是对人的自由、健康、生命的无端践踏鲜有耳闻，即使得到侵犯也能得以及时、充分、有效的救济。这并非 西方人的思想觉悟高，乃是制度设计使然。

首先让我们来看他们对于犯罪的理解，我们国家立法者认为犯罪存在定性与定量的问题，即认为判断某行为是否犯罪，不仅考虑其性质上是否对社会主义社会关系造成了损害而且考虑其量上的程度，例如盗窃要达到一定数额、伤害要达到一定伤残等级，即哲学上讲的量变得以质变。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列入一般违法行为，接受治安处罚。但在西方国家，犯罪却没定量标准，犯罪可分为重罪、轻罪、违警罪。像超速驾驶、不按规定地点停车在我国是明显一般违法行为也被认为是犯罪。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在东方人的法文化观念中，犯罪是一种会给人带来终生耻辱的烙印，因此要尽量提高犯罪的底线。西方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并不在于此，西方人出于对公权力的深深疑惧，要强化对公权特别是警察权的制约，在他们看来警察对任何公民剥夺财产、自由都必须经法定程序由中立的法院进行。这种传统最早可渊源于1215年的英国＜＜大宪章＞＞的规定：任何自由民非经合法程序不得被逮捕、监禁、放逐、没收财产。由此不难理解警察无自行剥夺和限制公民财产、自由的权力，无所谓治安处罚，当然无须规定一般违法行为，凡是需要用剥夺和限制公民财产、自由来处罚的公民违反法律的行为都是犯罪，都要列入司法审查。

在西方大多数国家，对于类似我国犯罪的行为的重罪是由刑事法院或重罪法院来审判，但对于相当于我国违反治安管理处罚的行为的轻罪、违警罪的审判及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的审查、批准则由治安法院来担当。对轻罪、违警罪作出的监禁、罚金的刑罚及保安处分措施都由治安法院作出，警察无权作出任何剥夺和限制公民财产、自由的决定。其次，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的行使必须得到治安法院的令状许可，情况紧急时可无证逮捕，但一般至迟要在48小时内送至治安法院进行审查。此外，有些国家治安法院还担当了预审功能，主持证据交换、决定是否批准将案件提起公诉。

然而，在西方国家充当着公民权利的保护神的治安法院在中国是闻所未闻。为维护社会治安的需要，为了效率，我们给了公权大太的权力，却太少的监督与制约，听凭公民的权利无端践踏，而无法救济。因此，我们强烈呼吁建立治安法院。

建立治安法院并不需要改变我们的犯罪概念，关健在于树立保护公民权利的理念，某一行为确定为一般违法行为还是轻罪、违警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该行为的处罚要由中立无偏的机构??治安法院来进行。其次，行政机关特别是警察机关所有的限制与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决定与措施??治安处罚、劳动教养和保安处分措施（如强制戒毒、收容遣送等）以及剥夺较大财产及其他重大权利都必须不迟延送至治安法院审理或批准。司法机关对人身自由限制的强制措施必须事先得到治安法院批准，情况紧急的在采取后必须及时移送治安法院审理。在治安法院审理一切案件公民都有权得到有效的参与、辩护，法院作出的判决应充分理由。再次，在不改变现行的总体司法体制下设立治安法院，中央一级仍由最高人民法院指导，省以下与普通法院系统分列，因为治安法院与普通法院合署，可能使强制措施批准与案件实体审理于一身，难免先入为主，丧失中立性。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mail:tao1991@163.net tao9928@to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