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等六部门


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实施职业院校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培训工程的通知
　

教职成〔2003〕5号


　　为实现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落实《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促进职业教育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生产、服务第一线技能型人才的需要，缓解劳动力市场上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技能型人才紧缺状况，我们决定实施“职业院校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培训工程”。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和《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精神，积极推动职业教育体制创新、制度创新和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为经济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服务，为促进就业和再就业服务。以经济结构调整和行业人力资源需求预测为基本依据，进一步引导职业院校从劳动力市场的实际需要出发，坚持正确的办学指导思想，坚持以就业为导向，以全面素质为基础，以能力为本位，帮助学生形成健康的劳动态度、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正确的价值观，要把提高学生的职业能力放在突出的位置，加强实践教学，努力造就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一线迫切需要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二、目标任务

　　适应我国现阶段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大力振兴装备制造业，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实际需要，根据劳动力市场技能型人才的紧缺状况和相关行业人力资源需求预测，优先确定在数控技术应用、计算机应用与软件技术、汽车运用与维修、护理等四个专业领域，在全国选择确定500多所职业院校作为技能型紧缺人才示范性培养培训基地；建立校企合作进行人才培养的新模式，有效加强相关职业院校与各地推荐的1400多个企事业单位的合作，不断加强基地建设，扩大基地培养培训能力，2003～2007年相关专业领域共输送毕业生100万人，在相关专业领域共提供短期技能提高培训300万人次，缓解劳动力市场上技能型人才的紧缺状况；发挥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培训基地在探索新的培养培训模式、优化教学与训练过程等方面的示范作用，提高职业教育对社会和企业需求的反应能力，促进整个职业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

　　各地应根据区域经济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实际需要，确定当地培养培训技能型紧缺人才的优先专业领域，并在职业院校确定一批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培训基地，加强与企业等用人单位的合作，培养大批当地劳动力市场急需的技能型人才，基本满足劳动力市场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

　　 三、实施措施

　　（一）建立院校与企事业单位合作进行人才培养的机制，实行根据企事业用人“订单”进行教育与培训的新模式。

　　在各地推荐的基础上，拟在相关专业领域分别确定一批中等职业学校和高等职业院校，作为相关专业领域技能型紧缺人才示范性培养培训基地，与企事业单位合作开展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培训工作（另行文）。参与合作的企事业单位要充分依托职业院校进行新职工的培养和在职职工的培训提高，与院校签订人才培养培训合同，优先录用合作院校的毕业生，并要积极参与职业院校的教育与培训活动，在根据市场需求确定培养目标、人才规格、知识技能结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学习成果评估等各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企事业单位有责任为合作院校提供专业师资、实训设备，并应接受教师和学生进行见习和实习。职业技术院校要关注企业需求变化，调整专业方向，确定培养培训规模，开发、设计实施性教育与培训方案。行业与企业要支持相关职业院校进行办学体制改革的探索，建立主要由企事业单位代表参加的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为他们发挥作用创造条件。

　　（二）认真组织实施相关专业领域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培训指导方案。

　　为了适应培养技能型紧缺人才的要求，教育部组织有关部门分别制定了职业院校数控技术应用、计算机应用与软件技术、汽车运用与维修和护理专业领域的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培训指导方案（另行文）。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有关部门要组织相关专业领域技能型紧缺人才示范性培养培训基地，按照指导方案的要求，积极推进相关专业领域教育教学改革，优化教学过程，采用先进的教学模式，重视学生职业道德和职业能力的培养。职业院校要按照企业对技能型人才的实际要求来安排文化基础课程，防止盲目加大文化基础课程的比重，削弱职业技能训练，片面追求对口升学考试的做法。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和教学研究机构要支持职业院校根据实现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对文化基础课程的设置和课时安排进行必要调整。相关职业院校有权自主决定培养技能型紧缺人才的专业的学生是否参加文化课程统一考试。高等职业院校对口招收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时，要按培养技能型人才的要求确定考试科目和考试标准，要有利于引导中等职业学校完成技能型人才的培养与训练目标，防止把职业教育办成应试教育。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和有关部门要按照有利于满足就业需要，有利于提高学生职业能力，有利于办出专业特色的原则，完善对职业院校相关专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评估机制，要把毕业生专业基本对口的就业率作为衡量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的主要依据。

　　（三）实行灵活的学籍管理和教学管理制度，扩大相关院校的自主权。

　　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有关部门要支持承担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培训任务的院校推行学分制等更加灵活的学籍管理、教学组织和教学管理制度，支持院校针对生源状况和工作实际需要，实行分层教学、分专业方向教学和分阶段教育。对于相关专业领域各个年级的在校学生，职业院校要及时调整教学计划，更新教学内容，尽快满足劳动力市场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职业院校要努力扩大专业教育资源的服务范围，及时把相关专业领域中的核心教学与训练项目用于企业在职职工、转岗职工的知识更新和技能提高培训以及下岗失业人员的再就业培训。

　　 （四）实行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相结合。

　　技能型紧缺人才的培养和培训实行学历证书、培训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相结合，加强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的沟通。要建立学分转换等相应的机制，把学历教育中的专业能力要求与国家职业标准以及相关行业和合作企业的用人要求结合起来。在学历教育的课程结构、教学内容和教学进度安排等方面为学生获得培训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提供方便，使学生在取得学历证书的同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获得用人单位认可程度高、对学生就业有实际帮助的相应的培训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

　　 四、保障机制

　　（一）切实加强相关专业师资队伍建设、实验实习基地建设和课程教材建设。

　　根据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培训专业领域知识、技术更新快的特点，建立专业教师定期轮训制度，支持教师到企业和其他用人单位进行见习和工作实践，重点提高教师的专业能力和教育教学能力。聘请生产和服务一线技术人员、技师和高级技师担任兼职教师，加强实习指导教师队伍建设，努力形成具有“双师”素质的师资队伍。委托国家重点建设的职业教育师资培训基地及国家级示范性职业培训教师培训基地，与相关行业的骨干企业和单位合作，在2004年将相关院校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培训专业领域的骨干教师轮训一遍。积极创造条件，选拔和组织相关专业领域的骨干教师出国进修。要建立和完善教育教学条件，建设符合教育教学需要的专业教室和实训基地。要关注相关专业领域最新技术发展，及时调整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突出本专业领域的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方法。按照职业院校国家规划教材的管理原则，组织开发和编写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培训教材。各地和职业院校要注意在现有教材资源中选用适合培养培训技能型紧缺人才的教材，也可根据实际需要开发和编写实验教材、校本教材和多媒体教学课件，为专业教学提供丰富、多样和实用的教学材料，丰富教材形态，建立具有明显特色的教材体系。

　　（二）加大对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培训工作的经费投入。

　　争取中央和地方财政的支持，为“职业院校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培训工程”的实施提供必要的经费，改善承担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培训任务的职业院校相关专业的教学和训练条件、支持教师培训和课程教材开发等工作。相关部门也要加大对职业院校专业建设的投入。企业按照国家规定提取的教育和培训经费，应安排一定比例用于支持相关职业院校培养培训技能型紧缺人才。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资助和捐赠等，在经费安排上要向承担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培训任务的职业院校和专业倾斜。对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的资助，也要向相关专业的学生倾斜。相关的职业院校要优先保证技能型紧缺专业的经费投入。

　　（三）加强领导，促进“职业院校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培训工程”顺利实施。

　　各地要充分认识加强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培训对于促进我国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意义，相关部门要密切合作，切实加强对实施“职业院校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培训工程”工作的协调和领导，并与国家高技能人才培训工程相结合。要加强对当地相关院校和专业的宣传、支持和安排相关专业优先招生，并要加强对毕业生的就业指导和服务。要发挥专家咨询组织的作用，开展相关领域人力资源需求的调研，指导专业课程和教材的开发，保证各相关专业领域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培训的质量。要及时总结实施“职业院校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培训工程”的经验，并及时推广到其他院校和其他专业领域，推动职业教育更加适应劳动力市场对技能型紧缺人才的需要。

　
王斌余案背后的法理思考

高军

　从网上看到王斌余案后感到非常痛心，对于这个案子，我们似乎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因为我们都读过或熟知传统四大名著中的《水浒传》里的故事。笔者感兴趣的不是这个案件本身，对此类案件来说，相信它不是第一起也不会是最后一起，这起恶性刑事案件带给笔者诸多思考。　

　　１、民意与法院判决。　

　　笔者在网上看到有三百多位网友的评论，吃惊的是竟然所有的评论都同情乃至支持王斌余，对为富不仁者表现出强烈的义愤甚至仇恨。不能认为网上的这三百多条的评论就一定代表了民意，因为能够上网发表评论的人可能只是社会中一部分人或一类人，但也不能说他们不能代表民意，我想能够上网并发表评论的人至少相对而言是具备一定文化、受过一定教育的人，但就连这些人都会一致地持这样的看法，更何况对那些更多的不具备法律专业知识，凭朴素的自然情感来判断善恶是非的普通民众了。于是有这样一个疑问：法院判决是否应尊重民意？　

　　试想一下：如果王斌余案由陪审团参与审判（众所周知，陪审团成员都是些普通的民众，在某种程度上凭直觉、自然的情感来为被告定是否有罪），那么案件的审判结果会有什么不同？　

　　虽然我们都知道判决不能为民意所左右，因为所谓民意仅仅只是一个主观的、易生歧义的概念，历史上所谓的民意杀人的教训也是不绝于书的。但如果法院的一项判决过分地违反了民意，违反了民众的自然的情感，这样的判决到底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２、刑罚的威吓功能的反思。　

　　历史上西方功利主义法学从理性人快乐和痛苦相权衡的角度分析犯罪，最终得出一个结论，为制止犯罪，必须使得犯罪所受到的惩罚而给犯罪人所带来的痛苦大于其从犯罪中得到的快乐时其才会放弃犯罪，亦即强调了刑罚的威吓的功能。对于刑罚的威吓的功能，我们的刑法教课书上强调的较多，在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以及现实中的司法和社会的实践中，它一直也是被奉为圭臬的，在现实生活中运用的典型的表现就是“严打政策”。　

　　但刑罚真有那么大的作用么？举王斌余案来分析：不可否认，王斌余被判了死刑，假如最终被执行了死刑（当然，只是假设，他还有上诉的机会，但据笔者看来，这种可能性比较小），可能知道这个案件的人从中会受到一定的教育，即不能杀人，杀人者偿命。但问题是，会有多少人能知道这个案子，相信知道这个案子的人只是极少数，因此，更多的人不能从这个案子里面受到“教育”。另外，杀人偿命是一则古老的自然法则，民众凭简单的常识和自然的情感都知晓的。王斌余为什么杀人，不是他没有法制观念，请注意，他不是不相信法律，而是在寻求了法律救济的途径在他看来“此路不通”后而采取私力救济的，另外，他也不是在寻求私力救济时一开始就使用暴力的，是他在被污蔑、被殴打后冲动而采取暴力的。　

　　《水浒传》中的那些好汉们其实都是些刑事犯，其行为基本上均构成了犯罪，可为什么民众却对他们的行为津津乐道并将之誉为英雄？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所以，笔者认为，从报道的案情看，王斌余有正当防卫、防卫过当、自首等法定、酌定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而且是初犯、是激于义愤而犯罪，他应该为他的冲动的行为付出代价，但是不是必须是生命的代价呢？从案中可以看出他的人身危险性相对较小，有改造好的可能，从案件判决的社会效果来看，判死刑，不如判死缓或者无期。当然，按照刑期法的明文的规定，判其死刑是合法的，而且，仅从四条命以及另外一个人的重伤与一条命相比的角度来看，判其死刑也是合情的。但还是上面的那个问题：判了他死刑会有什么样的社会效果？会使人们从中受到“教育”么？讲到判其死刑的教育意义，笔者到有一点担心：如果日后再有类似的情况发生，在一个人穷尽了在他看来可能的公力救济手段后仍不能获得正义的时候，他可能也会怒而杀人，然后不是去自首而是逃之夭夭，或者是把事情搞得更大。相信笔者的担心绝不是杞人忧天，在网上发表的评论中，有相当一部分对他的自首表示了惋惜，说他太天真、太傻。如果是这样的结果，刑罚的“教育意义”不但会落空，甚至反而会起到更坏的作用。这可能是很多人，尤其是死死地抱着刑罚的威吓功能不放的人所始料未及的。　

　　３、正义的获得也不可让当事人付出过于大的代价——公力救济的成本问题。　

　　前面已经说过，王斌余不是不相信法律，而是在寻求了法律救济的途径在他看来“此路不通”后而采取私力救济的。这说明，我们惯常的“送法下乡”、“普法教育”向民众所灌输的要相信法律、法律会主持公道的这类教育对民众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但为什么一个相信法律的人最终会选择采取杀人这样的极端的途径呢？这应引起我们的思考。笔者认为这主要是一个公力救济的成本问题。　

　　本案中，王斌余首先想到的是找劳动局调处。关于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护问题，我们都知道，对于劳动者来说，与资方相比，其实力过于弱小，乃至悬殊，故现代世界各国，无不抛弃近代民法形式平等之原则，转而按实质平等的精神，在立法上无不倾向于从实质上保护劳动之权益，故有劳动法之诞生。从劳动法的诞生的背景可以看出其立法精神必须是人道的、重视保护弱势群体的劳动者之权益。但遗憾的是我国的劳动法在这方面尚存诸多缺陷，不利于对劳动者的保护，关于这一点，我国著名的民法学家梁慧星先生曾有过尖锐的批评。　

　　对于现行的劳动仲裁前置程序，笔者认为因为是由行政部门主持，其中立法和公正性不得不令人产生合理的疑问。事实上，在劳动仲裁中资方往往有更大的甚至是完全压倒劳动者一方的优势。劳动者申请仲裁，必须要交纳仲裁费，而且必须在申请仲裁期限内提出（其期限过短，与民法通则一般诉讼时效的期限不符），如果对裁决的结果不服，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不废除这一前置程序，设立劳动法院或者在法院中设立劳动庭，采取“特别的简易程序”来解决劳动争议纠纷，减轻劳动者为解决纠纷获取正义的成本付出呢？　

　　对法院的诉讼程序也一样，我国民事诉讼一审普通程序６个月期限、简易程序３个月期限，然后是诉讼费、申请执行费，想通过诉讼来获取正义，当事人的付出不可谓不大。众所周知，从社会契约的角度出发，先有人民后有政府，政府是人民社会契约的产物，人民交税作为购买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对价。法院属于政府为人民提供的公共服务机构，人民已经交了税，法官亦是人民养活的，为什么人民有纠纷时向法院提出诉讼时还要交费呢，适当地交纳些案卷的装订工本费也不是不可以理解，可为什么会采取按案件争议的标的额一定的比例的标准来收取呢？常识告诉我们：标的额大的案件不一定复杂，法官的付出不一定更多；同理，标的额小的案件也不一定简单，法官的付出也不一定就少。按照案件标的额收取的诉讼费的合理解释何在？　

　　笔者认为，诉讼当然要付出成本，但对民众而言，过于昂贵的诉讼成本只能使人们在法院门前却步，西谚亦云“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另外，只有尽量早一点终止在某一点上才会有正义（无休止的再审与正义的要求不符）。为此，我们的司法实有通过改革以进一步减轻当事人负担及提高效率的必要。　

　　４、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公平优先——当代法律效率与公平价值的选择。　

　　改革开放至今，发展生产力、尽量快地增长GDP是我们一切工作的中心。因此，在立法，尤其是经济、社会立法的价值选择上，往往把促进经济增长即效率放在第一位。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尤其是近些年经济的发展，我国综合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问题是改革开放的成果并没有平等地为社会各阶层所享有，先富起来的越来越富，社会贫富悬殊已接近危险水平，我国已迅速地进入了一个“社会矛盾多发期”，王斌余案查以看作是其中矛盾冲突的极端的表现。如何解决日益增多的社会矛盾，是当前的一个重要的课题，党中央及时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命题是非常及时、有深刻的意义的。　

　　笔者认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有恒产者有恒心”，在一个流氓无产者占多数的社会里是无法建成和谐社会的。因此，通过法律调节社会财富的第二次分配，通过对富人征收高额的个人所得税、遗产税等税收来发展社会福利，使得富人不可过富、穷人至少能活下去，并着力培育社会中产阶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任务。　

　　不要期望富人会发善心自觉地把金钱捐出来给穷人，韦伯的《新教伦理与酱主义精神》中描绘了“拼命地挣钱、拼命地省钱、拼命地捐钱”的资产阶级清教徒的形象，基督教新教的“把金币投到募捐箱中听到叮铛一声的时候灵魂就升到了天堂”新教的伦理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在当代西方社会，真正能促使富人善行的是法律，是对财富征收高额的遗产税所起的作用。在这方面，尤其是在我国市场经济伦理以及财富的社会责任观尚未形成的现阶段，让富人主动捐钱搞公益的任何的道德说教都是苍白的，作用也是有限的，从希望工程以及“非典”期间中国富人们的表现中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法律、只有法律才能胜任财富第二次分配，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


本文发表在《民主与科学》200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