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任免的名单（1996年5月15日）


（1996年5月15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一、批准免去米吉提·库尔班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
批准任命买买提·玉素甫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二、批准任命刘晓为青海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是“见义勇为”还是“因工负伤”
-----由“湖南师范大学易亮救人案件”谈起

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 马婧

案情简介：2011年4月9日上午，湖南师范大学大学生易亮由于伸出双手去救从七楼楼顶跳下的同学张毅而导致肩、颈、肋骨等十多处被砸成粉碎性骨折，身体终身伤残。事后，虽然学校对易亮进行过医疗费用的部分分担，但是易亮家人仍然承受不起易亮后续的治疗费用，无奈将母校湖南师范大学告上法庭，要求学校支付后续治疗费、赔偿误工费、精神损失费等等，共计35万余元。一审法院认为，易亮的行为符合见义勇为的特征，属于见义勇为的行为，并非其家人所称的“因工负伤”。最终一审法院宣判仅由湖南师范大学对易亮的损失分担10万元，对其提出的误工费、后续治疗费、精神损失费不予支持。
显然，将此案简单地认定为“见义勇为”，由学校仅仅分担10万元，这对受害人及其家属，不管是从物质上，还是从精神上，打击都是不言而喻的。
笔者认为，此案定性应为“因工负伤”，但中间又夹杂着“见义勇为”的成分。“见义勇为”仅仅是一种道义上的褒奖和赞誉，并不能简单地成为法官为这起案件定性的根据。
第一，将此案定性为“见义勇为”并不符合当时事件发生的前期情况。即：与事实不符。何为“见义勇为”？见义勇为是指为保护国家、集体利益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不顾个人安危，与正在发生的违法犯罪作斗争或者抢险救灾的行为。见义勇为主要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类是同违法犯罪分子做斗争的行为。第二类是抢险救灾的行为。从事件发生的情况来看，易亮勇救他人的情况可以归类为第二类：抢险救灾中的抢“险”。也就是说：当时同学张毅从七楼跳下，在法律上可以看作为一种危险的行为。见义勇为的法律特征主要有：1、见义勇为的主体是非负有法定职责或者义务的自然人。负有法定职责或者义务的主体，在履行法定职责或者义务时，不能成为见义勇为的主体。2、见义勇为所保护的客体，是国家、集体利益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公民为保护本人生命、财产安全而与违法犯罪做斗争的行为，不能认定为见义勇为。3、见义勇为的主观方面在于积极主动、不顾个人安危。4、见义勇为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在国家、集体利益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遭受正在进行的侵害的时候，义无反顾地与危害行为或者自然灾害进行斗争的行为。从见义勇为的定义和特征来看，易亮救人案件似乎与“见义勇为”非常相似。但是，仔细分析当时易亮救人的情况却发现不然。
案情细节回顾：“2011年4月9日早晨，我还在睡梦中，彭凯叫我，说刚刚接到班主任电话，张毅情况很不好，要我和他一起去处理。我原本不想去，头天下午爬山晚上要帮同学找软件，我真的很累。不过，我还是去了。我想，假如张毅真的出了事，作为同学我没有拉他一把，那我还不内疚死？”“想到自己是班上的组织委员，同学间帮一帮是应该的。”于是，易亮便和彭凯去陪张毅了。
可见，易亮当时所反应的第一态度，也就是当时被同学叫醒后的主观心态并不想去，他说自己很累，但是，同学彭凯告诉他，班主任的电话，并叫他一起去处理。这里注意到，是班主任说叫他们一起去“处理”。在这种情况下，易亮又想到和张毅是同学，所以，最终，善良的他还是去了。而“见义勇为”的 主观方面是怎样定义的呢？“积极主动，不顾个人安危。”在这里，我们可以肯定，易亮当时并不是“积极主动”的。之所以决定最后去，主要还是班主任的话：叫彭凯和易亮一起去处理。这是他决定去的关键因素。所以，易亮当时的主观心态是：我是组织委员，班主任又打电话叫一起处理。这当然和“见义勇为”中的“积极主动”并不相符。所以从这点看，简单地将易亮的行为定性为“见义勇为”不仅仅单薄，而且并不符合当时案件前期的实际情况，再者，对易亮整个行为的评判也不全面。
第二，易亮前期和彭凯一起去救人属于在工作期间履行自己组织委员的职责，后来受伤完全符合“因工负伤”的外延和内涵。何为“因工负伤”？“因工负伤”，又称为“工伤”，指产业伤害、职业伤害、工业伤害、工作伤害，是指劳动者在从事职业活动或者与职业活动有关的活动时所遭受的不良因素的伤害和职业病伤害。这里要区别“因工负伤”和“因公负伤”，后者主要适用的对象是国家工作人员，显然，本案中，易亮是在校大学生，对象不符。那么，根据“因工负伤”的定义，易亮应该属于“因工负伤”中所受到的“工作伤害”。何为“工作”？在汉语大词典里，“工作”的其中一种解释为：业务、任务。我们并不能简单地把“工作”理解为“职业”，这并不全面并有失偏颇。那么，本案中，易亮认为自己是班级的组织委员，自己肩膀上有一种责任，班主任老师也把“救人”作为一种“任务”下达给他和同学，因此，我们可以认定易亮的行为是：因为工作原因而负伤。另外，对易亮进行的“七级伤残”的鉴定结果也充分认可了易亮因为工作原因而负伤的等级。
第三，从后来易亮赶到现场，伸出双手去接从七楼摔下来的张毅的时候，结合当时易亮的主观心理状态和实际行为，可以确定易亮当时是“见义勇为”。
案情回顾：“我（易亮）大叫一声不好，对彭凯说毅哥跳下来了！接住他！”“出于本能，一个念头闪现在我脑海中，我伸开双手，冲着那从天砸下的黑影奔了过去。”
可见，在危险情况发生的情况下，易亮不管不顾个人安危，积极主动的去避免险情发生，用自己的生命去挽救同学。在救人的那一刻，易亮的行为符合“见义勇为”的特征。
第四，将此案简单定性为“见义勇为”，从法社会学的角度，将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社会法的主旨在于保护公民的社会权利，尤其是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一个案件法院最终的判决结果，直接产生一种轰动的社会效应，这种效应表现在公众将其作为一种自身行为的评判标准和底线。这简简单单的一个判决结果，其意义非同小可，将对所有公众的认知力，甚至早已形成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进行扭转和改变。“南京的彭宇案”、“天津的许云鹤案”的判决结果让所有的人大跌眼镜，从此，老人倒地，不会有人去扶，公众均避而远之。是的，道德的底线—我们最具有公信力的法律，司法者的判决结果告诉所有的公众，去救人的结果，或者被判决赔偿，或者牵扯到诉讼中去反复的上诉辩驳。做了好事，没有赞许，更无鲜花，到来的却是无休止的诉讼。这两起案件，导致社会道德的极大滑坡。如果“易亮救人案”再简单的以“公平原则”盖棺定论，将责任方归结于救人者，学校仅仅是补偿，那么，你让英雄情何以堪？我们应该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还英雄一个公道，用正义的法还事实一个本源，我们的司法者，不能让英雄流血又流泪。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纵观本案前后，易亮救人的行为在他接到班主任的任务赶去救人，后来由于这个救人的原因造成了自身伤残的结果，可以总的认定为“因工负伤”。在救人的具体细节上，他又存在着“见义勇为”的因素，但是，“见义勇为”只能作为一种道义上的褒奖，由政府给予奖励，以弘扬这种舍己救人的美德，但是作为一个法律案件，如果简单的定义为“见义勇为”，那必然是对受害者的一种不公平的回复，是一种不全面并且非常抽象的定义。另外，学校少量的补偿与易亮今后巨额的医疗费用相比，不仅是杯水车薪，而且也并不“公平”。我们的英雄，也需要社会，公众去认可，而不是一味的推卸责任，摘清自己。英雄的泪流干的时候，也正是我们整个社会道德沦陷的时候，难道，这不岌岌可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