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抚顺市人民政府


抚顺市城乡建设档案管理办法

第137号《抚顺市城乡建设档案管理办法》业经2008年12月4日市政府第8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


代市长 王阳

二00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抚顺市城乡建设档案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城乡建设档案的管理，完整、准确、系统地保存城乡建设档案，充分发挥城乡建设档案在城乡规划、建设及其管理中的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和《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城乡建设档案(以下简称城建档案)是指城乡规划、建设、管理及科研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文字、图纸、图表、照片、录音、录像、光盘等各种载体的文件材料。
第三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进行工程建设和形成城建档案的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均应遵守本办法。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城建档案工作的领导，将城建档案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保障城建档案事业与城乡建设事业协调发展。
第五条 城建档案管理工作实行集中管理和分级管理相结合的原则，建立以市、县城建档案管理机构为中心，各有关单位档案馆（室）为基础的城建档案管理体系。
第六条 市建设行政管理部门是全市城建档案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其所属的市城建档案管理机构负责城建档案的日常监督管理工作。
县建设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建档案的监督和管理工作，业务上接受市城建档案管理机构指导和监督。
市、县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城建档案工作进行业务指导和监督。第七条市城建档案管理机构负责接收市区内城建档案，县城建档案管理机构负责接收本行政区域内城建档案。
第八条 城建档案管理机构应当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并组织开展城建档案理论研究。
城建档案工作人员应当具备城乡建设专业、档案专业知识，市城建档案管理机构应当有计划地组织专业人员继续教育培训。
城建档案的管理应当不断采用新技术，逐步实现档案管理现代化、信息化。
第九条 城建档案管理机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制定城建档案的接收标准、技术规范，保证城建档案的科学规范管理。
第十条 城建档案的利用遵循有偿服务和无偿服务相结合的原则，有偿服务收费范围和标准按照国家、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城建档案的接收范围：
（一）工业、民用建筑工程档案；
（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档案；
（三）公用基础设施工程档案；
（四）交通基础设施工程档案；
（五）园林建设、风景名胜建设工程档案；
（六）市容环境卫生设施建设工程档案；
（七）防洪、抗震、人防工程档案；
（八）军事工程档案资料中，军事禁区和军事管理区以外的穿越市行政区域的地下管线走向和有关隐蔽工程的位置图；
（九）城乡规划、土地、勘测、设计、施工、监理、园林、风景名胜、环卫、市政、公用、房地产管理、人防等建设系统各专业管理部门形成的业务管理和业务技术档案；
（十）有关城乡规划、土地、建设及其管理的政策、法规、计划等方面的文件、科学研究成果和城市历史、自然、经济等方面的基础资料；
（十一）城乡地理信息档案；
（十二）其他城建档案。
第十二条 建设单位在领取《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时，应当与城建档案管理机构签订《报送建设工程竣工档案责任书》。
第十三条 新建、改建、扩建的建设工程，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编制竣工档案,同时编制一套完整的电子档案。
第十四条 城建档案管理机构应当根据建设项目情况，对其工程技术档案的收集、编制、整理进行业务指导，并提供咨询服务。
第十五条 建设单位应当向城建档案管理机构移交建设工程档案材料原件，并保证字迹工整，图样清晰，竣工图与工程实体相符，印章齐全。重点建设工程还应当同时移交声像档案。
第十六条 建设单位在组织工程竣工验收前，应当通知城建档案管理机构对建设工程档案进行预验收，并同时向城建档案管理机构移交建设工程的主要档案材料和相应的电子档案。
对预验收合格的，城建档案管理机构应当出具相关证明，以备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时查验。
第十七条 建设工程主体结构验收和竣工验收，建设单位应当通知城建档案管理机构参加。
市重点建设工程的项目，建设单位还应当通知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参加。
第十八条 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后，建设单位应当按规定时限向城建档案管理机构移交完整的建设工程档案和电子档案。
第十九条 城建档案的移交时限：
（一）地下管线普查和补测、补绘形成的地下管线档案应当在普查、测绘结束后三个月内移交。地下管线专业管理单位更改、报废、补测、补绘的管线现状图和资料，应当在形成的一个月内移交；
（二）规划、勘察测绘档案，自形成之日起一年内移交；
（三）规划审批档案，自形成之日起一年内移交；
（四）用地审批档案, 自形成之日起一年内移交；
（五）新建工程自竣工之日起三个月内移交完整的建设工程档案；
（六）对现有建筑物、构筑物进行扩建、改建或者较大规模维修后修改、补充的有关档案，自工程竣工验收之日起三个月内移交；
（七）其它城建档案的移交时限，由建设行政管理部门确定或者由城建档案管理机构与移交责任单位商定。
第二十条 停建、缓建工程的工程技术资料暂由建设单位保管。建设项目发生机构并迁、业务转移和建筑物管理、使用权变更的，实施竣工的单位负责会同原建设单位向城建档案管理机构报送工程档案和电子档案。
第二十一条 县城建档案管理机构应当每年定期向市城建档案管理机构报送城建档案目录。
第二十二条 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它组织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本单位所形成的城乡建设文件材料进行整理、归档，由本单位档案机构或者档案工作人员集中保管，任何人不得据为己有。
第二十三条 城建档案管理机构应当建立健全档案保管制度，设置专用库房，配备防盗、防火、防渍、防有害生物的必要设施，保证档案的安全；对损坏和褪变的档案应当及时修复，确保档案完好。
第二十四条 城建档案的利用应当遵守国家有关保密的法律、法规和档案管理制度，对涉及国家秘密的应当采取有效的保密措施，不得泄密。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损毁、丢失、涂改、伪造、擅自提供、销毁城建档案的，由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建设工程竣工后，建设单位未按规定向城建档案管理机构移交城建档案的，由建设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它直接责任人，处单位罚款数额5%以上10%以下罚款。
第二十七条 城建档案管理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2009年3月1日起施行，2003年12月4日发布的《抚顺市城市建设档案管理办法》（市政府令第104号）同时废止。


法治现代化，离我们有多远
(作者：蔡鸿铭，福建省永春县人民法院，362600)

摘要：改革开放20年来，从“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制原则的确立，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基本方略的提出，法制的基本精神逐渐深入人心。依法治国已经成为中国21世纪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重要目标，中国已经迈向一个法治的新世纪。这是一个令人可喜的局面，然而面对这个局面，许多人也许要追问“为什么在这之前中国没能走上法治之路”“实现依法治国以及法治的现代化，离我们到底还有多远”之类的问题。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想有必要说明什么是法制，什么是依法治国。
关键词：依法治国；法治；法治现代化

法治是当代中国社会，尤其是法学界一个众所关注的热门话题，然而对于何谓“法治”，理解与诠释却并不完全一致。通行的看法是，法治是“人治”的对立物，与专制格格不入，因此，被专制主义笼罩着的古代社会，绝大多数时期不存在真正的法治；更有一种观点认为，“法治”与“法制”体现了两个不同的层次，“法制”是存在于一切社会的“文化”形态，而“法治”则具有现代“文明”的属性。（1）
在西方，论及法治概念，常溯至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在著名的《政治学》中提出了法治观点：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本是制订良好的法律。它的法治理论倡导了一种法律的至高无上，法律的神圣权威的社会观念，形成了支配西方长达二千多年的资产阶级法治传统。近现代以来，洛克、卢梭、孟德斯鸠等启蒙时代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都论及法治思想。但法治含义的系统提出和诠释却始于19世纪后期。这就是法学界所熟知的英国戴赛的法治三原则：“除非明确违反国家一般法院以惯常合法方式所确立的法律，任何人不受惩罚，其人身或财产不受侵害”；“任何人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且所有人，不论地位条件如何，都要服从国家的一般法律，服从一般法院的审判管辖权”；“个人的权利－－一般法院中提起的特定案件决定之”。（2）晚清以来，西风东渐，中国的统治者和思想家、法律学家们开始在法律形式上，结合本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精神背景和现实要求演绎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制观念，然而，对法律权威的推崇始终没有成为国家与国民最为信守的理念。
法治字面含义是“法的统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是指“人们应服从法律并受法律统治”，但在政治和法律理论中，法治取其狭义，即“政府应受法律统治并服从法律”。（3）法治的优点在于限制或防止专断独裁，有助于稳定社会关系，增强人们对自己行为和活动的预见能力；有助于保护个人自由，即禁止某些干预个人自由的行为；有助于维护个人尊严。（4）关于法治的优点，亚里士多德作了精辟的总结：第一，法律是多数人的意志，多数人的意志优于少数人的意志；第二，法治具有公正性，人治易于偏私；第三，法律具有稳定性和连续性；第四，法律排斥专断与特权。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度。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在治理国家、管理社会方面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其中包括实行法治的经验。但是，在整个古代，中国实行的法治在精神与意旨上与现代法治大异其趣。古代法治以专制而非民主为基础，以等级特权而非主体平等为前提，以义务性压制型法而非权利性救济型法为主要导向，以统治者的意志而非民众的理性为依归。以严刑峻法为特征的法治在秦朝发挥到了极致。它让后人联想到的是惩罚、镇压与恐怖。中国历史上虽然也有法家主张的法制，但法家所主张的法治与古希腊法家所主张的法治有着根本区别。在中国历史上，先秦时期出现了“以法治国”的主张，长期以来，人们习惯地将之称为“法治”。有的著作对此颇不以为然，认为法家所提出的治国理论不成其为“法治”，因为它只涉及法的“功能”而非法的“价值”，归根到底是“人治主义”的。（5）确实，先秦法家所谓的“以法治国”维护君主专制并十分注重法的工具作用，但如果仔细研究一下法家的理论就会发现，它实在是一套以“法”为中心的非常体系化的学说。比如《管子》一再讲“道法”，曾说“先律制度必法道”（6），认为法律必须依据、体现某种基本精神；主张“令尊于君”，倡导“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7），并没有把君主完全排斥在法的约束之外；又如商鞅将“法”、“信”、“权”作为治国三要素，他首先强调“法者，君臣所共操”，然后才说“权者，君主所独制”，就是为了突出“不以私害法”（8）的原则。所以，仅就理论层面而言，如果断言法家学者完全不讲法的价值，恐怕也不尽然。当然，法家的“法治”绝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化的法制，然而，如果一般的讲“法治”，似乎不一定必须设定某一时期或某种制度的前提。一方面，和任何其他事物一样，法治也有一个发展演化的过程，承认古代的法治论，不但不妨碍，而且有利于理解和阐释现代法治的精神。另一方面，即使是现代社会的法治，因为其所处环境和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制度有别，意义也不尽相同，即如我们讲“依法治国”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有它们特定的内涵。有的学者讲“中国古代人治下的法治”（9），应该说是不无道理的。
近代以来，在抵御列强、富国强兵的救亡图存抗争中，在独尊器物技艺的洋务运动受挫之后，当一些有识之士将“变法”的焦点转至改制时，建构现代法治曾经成为现代化的重要主题之一，许多志士仁人为此进行了艰辛探索和大胆尝试。先是中体西用的法律改革，后是以引进西方法治为特色的法治建构。然而，由于外患内乱，兵连祸结，法治命运多舛，几起几落，时续时断，未能取得稳定发展和长足进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实现了国家统一，民族独立，为法治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环境。但是，由于受到历史上长期人治传统的潜在影响，以及前苏联将法律政治化倾向的影响，法治并未被放在应有的位置。20世纪50年代后至文革结束前，刚刚起步的法治因众所周知的原因遂付诸东流。在法律虚无主义盛行的年月，法治的命运可想而知。文革结束后，人们从人治的梦魇中醒悟过来，开始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或半封闭转向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依赖人治转向倚重法治。在短短的二十多年里，中国法治取得了重要进展。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历史上法家所主张的法治大致有如下特点：第一，法家主张的法治基本是工具性的，即统治者用法律来治理被统治者，法律的意志性完全排斥了社会规范的共识和内聚力；第二，法律完全成为公共性质的，即由政府制定，社会规范体系成为等级结构；第三，法律完全由政府垄断，其他任何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社会团体均无权与其他规则分庭抗礼；第四，中国古代的法律没有自治性，政策和法律之间从来没有明确的区分，行政与司法也是如此。这个大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决定了中国传统社会不可能自然进化为法治社会，也决定了20世纪中国法治之路的艰难曲折。
所以，在近代以前，中国并不存在实质意义上的法治，更没有以法律至上、权利本位为精髓的“良法”，有的只是形式上具有合理性的法律。它为系统严密的官僚体的建立、吏治的发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我们也不能否认近代法律改革的重要意义。传统的宗法礼教法制观已被动摇，新兴的自由、权利、平等的法治原则已展现在国人面前。
分析完中西方法治观念的历程，再回头来看文章开头提出的两个问题，便不难回答了。

参考文献
（１） 尹伊君：《文明进程中的法治与现代化》，《法学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６期，P3-16.
（２） Dicey A V.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Constitution. London：Macmillan and Co.,Limited,1926，P183-201.
（３） Raz J. The Authority of Law: Essay on Law and Morality. Clarendon Press, 1979，P212.
（４） Raz J. The Authority of Law: Essay on Law and Morality. Clarendon Press, 1979，P220.
（５） 王人博,程燎原：《法治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P93-96。
（６） 《管子·任法》
（７） 《管子·任法》
（８） 《商君书·修权》
（９） 张晋藩：《论中国古代人治下的法治》，《法律史论丛》（第四辑），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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